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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预约定价制度思考摘 要 为了有效地解决跨国关联企业转让定价这一国际难题,世界各国纷纷推行了预约定价制。对预约定价制在我国推行的实际情况进行概述,由此就预约定价制在我国推行中面临的困难成因进行剖析,提出了完善我国预约定价制的若干建议，以期实现预约定价制在我国的长足发展 关键词 预约定价制 转让定价 建议 预约定价制亦称预约定价协议(Advance Pricing Agreement，称APA)，OECD转让定价指南中对此给出了定义：“预约定价协议是在受控交易发生之前做出的一种协议，制定一套恰当的标准（如定价方法、可比对象和适当的调整、对未来情况的关键性假设），用以确定未来一个固定时期内受控交易的转让定价。预约定价是由纳税人提出，并请求在纳税人、一个或多个关联企业和一个或多个税务局之间进行谈判。[1] 一、预约定价制推行的国内外现状 1、预约定价制的国际实践 预约定价制最早是由日本在1987年4月提出的，但预约定价制在日本的发展相当缓慢，真正的兴起出现在美国。美国于1990年初步试行预约定价制，1991年正式实行。自其正式实行预约定价制以来,日本、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德国、荷兰、韩国等也相继都实行和发展了预约定价制。OECD对预约定价制也颇为推崇,于1999年10月专门制定了《预约定价安排指南》,明确规定了预约定价制的基本原则、基本内容和基本程序 2、预约定价制在中国的应用 我国1998年第一次将预约定价作为解决转让定价问题的一种方法使用。我国预约定价工作的开展首先主要集中在区域性地方，深圳、福建、厦门等地，并获得了较好的成效。2005年4月19日中日两国税务机关在北京正式签署了我国第一个双边预约定价协议，这是中日两国税务机关历时一年经过三轮谈判的成果。它开创了我国转让定价税收管理的先例，标志着我国国际税收管理水平的提高。对跨国企业来说，双边预约定价协议的签署带来了经营的确定性，可以降低被税务机关实施转让定价调查的风险，有利于消除国际双重征税。2006年12月22日中美两国达成了双边预约定价协议。该协议是美国沃尔玛公司2006年6月正式提出申请后，两国税务主管部门经过北京和华盛顿两轮磋商之后最终签订的 二、预约定价制在我国实践中面临的困难 1、我国预约定价相关的法律规范层级偏低 我国引进预约定价制时间较晚，而且预约定价制本身比较复杂，需要具备完善的法律规范和统一的程序来加以规范。但我国目前预约定价的法律规范层级还很低：我国在1991年颁布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首次引入转让定价税制； 1998 年发布了《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试行）》，对转让定价问题作出比较详细的规定；2002年9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出台，将预约定价确定为一种制度；2004 年 9 月出台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试行）》是我国关于预约定价实施程序的第一部法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试行）》和《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实施规则（试行）》是迄今为止我国最详尽的转让定价税制。但是这两个国家税务总局的文件至今仍只是试行规定，法律规范层级太低，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法规，其实施应只对税务机关具有指导和约束作用，缺乏一定的系统性、完整性、规范性和权威性。此后，2007年3月16日通过将于2008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二条在法律层面对顶约定价做出了相关规定。[2] 2、预约定价制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国际实践经验和我国的推行现状都表明，预约定价制的安排并不是对所有纳税人都适用，其适用范围主要是针对大型的关联企业和那些由于其转让定价问题已得到税务当局注意或者在以后可能得到税务机关注意的纳税人，而对于那些受到税务机关关注可能性较小的纳税人来说，预约定价的的吸引力并不大。而且预约定价制的安排需要纳税人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提供大量的资料，并要进行充分的分析、论证等，这种大量的举证责任使得小企业难以负担，只有一些大型的关联企业才有可能采用。这就出现了预约定价制中的逆向选择问题，即专家资源更多地投向遵从度较好纳税人，无暇顾及遵从度较低的纳税人。由于预约定价制是建立在纳税人自愿申请的基础之上，妄图通过转让定价避税的企业是不可能主动申请订立预约定价的，而这部分纳税人恰恰是税务机关应该着力进行转让定价调查的对象。这就意味着预约定价制本身会导致一定程度的逆向选择，即寻求预约定价途径的纳税人往往不是税务机关应着重调查的可能存在避税嫌疑的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会增加税务机关开展转让定价调查的难度 3、我国预约定价制的国际化程度不高 转让定价是一个全球性的税收问题，近来的国际实践已经表明了预约定价制的国际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