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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股东代表诉讼中法院职能发展及目标价值[摘要]股东代表诉讼是少数股东权刑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把好这条防线，对法院职能发挥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股东代表诉讼；法院职能；价值 一、我国股东代表诉讼中法院职能的发展 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1款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这一规定导致大量的股东代表诉讼案件被法院驳回起诉。1993年制定的《公司法》及1999年、2004年修订的《公司法》均未规定股东代表诉讼制度。1998年制定的《证券法》及2004年修订的《证券法》也无此类规定。最高法院1994年法经[1994]269号《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对外发生经济合同纠纷，控制企业的外方与卖方有利害关系，合营企业的中方应以谁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问题的复函》被认为是司法实践承认股东代表诉讼的雏形，一定程度解决了代表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问题。它突破了《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对间接法律关系保护的限制，是我国公司诉讼制度的重大进步。其后，最高法院与各级法院不断总结实践经验，解决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前就开创性地进行股东代表诉讼的实践 2005年10月27日，我国《公司法》第三次修订，新《公司法》第152条广泛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经典案例和主要学说，突破《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限制，对股东代表诉讼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规定了代表诉讼的诉因、原告资格条件、前置程序、被告范围及适用情形等重要内容，虽然立法还嫌粗糙，但毕竟在我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正式确立了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也改变我国司法实践长期用司法解释、指导性意见突破《民事诉讼法》这一高位法一般规定的尴尬局面，使股东代表诉讼真正做到有法可依。2005年10月27日，我国对《证券法》也进行重新修订，新《证券法》第47条规定了归人权的股东代表诉讼。这是我国法律第一次单独地就某一具体类型代表诉讼作出规定 虽然缺乏相关规范，股东代表诉讼却很早就存在我国审判实践中。1994年11月，最高法院在《关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对外发生经济合同纠纷，控制合营企业的外方与卖方有利害关系，国营企业的中方应以谁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问题的复函》指出：“控制公司的股东与合同对方存在利害关系，合同对方违约，而公司不行使诉权，股东得行使本属于公司的诉权”，即认为中方股东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大兴公司。这为股东代表诉讼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最高法院除制定司法解释外，还在《人民法院案例选》、《中国审判案例要览》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等刊登典型案例，采用“摸着石头过河”方式，不断总结新问题、新经验，具体指导代表诉讼实践，推动代表诉讼制度的不断发展。例如，“无锡市南长区房地产经营公司、上海浦东国有资产投资管理公司诉恒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权案”发布在2002年《人民法院案例选》(第二辑)。该案中，小股东获得代表诉权并最终胜诉。法官虽未确定大股东对公司和小股东的诚信义务，但明确大股东利用其控制优势从事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违背了公平、诚实信用原则，突破了诉权的限制。另一著名案例“大连盛道集团有限公司诉珠海市华丰集团食品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股东代表诉讼案”发布在2001年《中国审判案例要览(2001年商事审判暨行政审判案例卷)》。该案中，法官认为根据公司法保护股东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少数股东行使代位诉权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最终支持其诉讼请求 2005年《公司法》修订前，因无直接法律依据，各地法院对股东代表诉讼态度迥异，有持肯定态度的，有持否定态度的，还有持观望态度的。2005年前，大部分代表诉讼案件未被受理。如1998年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对红光实业及其经营管理人员的处罚决定，红光实业的小股东要求经营管理人员就其违法经营给公司招致的罚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被法院以原告主体不合格为由，不予受理。当然，也有不少法院，尤其是高级法院在积极探索代表诉讼的具体模式。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制定了《关于审理公司法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意见》第17条规定了代表诉讼的原告、被告及第三人；第73至78条详细地规定了提起代表诉讼的资格条件、前置程序、其他股东参加程序、代表诉讼的调解与判决等内容。该《意见》是各地法院同类规定中最为具体的 二、我国股东代表诉讼中法院职能的目标价值 作为一项由判例发展而来的制度，法院和法官一直在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产生和完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我国深受大陆法系传统职权主义审判模式的影响，法院和法官在审判中发挥主导性作用。因此，能否准确定位并充分发挥法院的职能关系到我国“实践继受”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成败。定位股东代表诉讼中法院职能的法律价值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