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反哺：网络化时代的代际关系.pptVIP

手机或移动技术在青年群体中的大行其道，与青年及其亚文化的基本特征有关。 青年及其亚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寻求与主流文化能够保持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因此他们总是对现代社会的主流制度，包括工厂制度、市场制度、组织制度、教育制度甚至家庭制度，以及这一系列现代制度中的自上而下的沟通和分科执掌、分层负责的运作模式报以怀疑和抵制的态度。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手机或移动电话这种点对点的去中心化的沟通技术为青年一代向往和适应的平等沟通提供了条件。 在青年人的世界中，不仅不存在层层叠加的科层体系和正式的沟通渠道，而且他们习惯或向往自己做主，自己对来自他人和社会的要求做出自己的反应，而这一切都与手机的特性十分吻合。 在前述郭于华的研究中那些“盲发”的孩子们，其实就是通过手机的“去中心化”特点，摆脱了老师和家长的监督，建构了自己的“私域”或个人空间，在那里沟通是平等和双向的。 3、数字鸿沟：技术鸿沟、经济鸿沟，抑或代际鸿沟？ 不同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也不仅仅出现在电子计算机的使用方面，它实际上与一切信息沟通技术（ICTs）的普及有关，直接反映了在接入移动电话、计算机、互联网络和宽带等方面不同使用主体间存在的巨大差异。 技术鸿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和草根大众之间在ICTs的应用差异？ 经济鸿沟：本质上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社会鸿沟：信息社会的阶层分化？ 数字鸿沟是一种代际鸿沟 据统计，在中国现有的4.2亿网民中，30岁以下的达到59.1%，其中10－19岁年龄组更是达到29.9%，而30岁以上的网民人数却急速递减：30－39岁年龄组为22.8%，40－49岁年龄组为11.3%，50－59岁年龄组为4.9%，60岁以上年龄组更是只有2.0%。 随着年龄的增长，ICTs的使用者确实在不断减少。 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功能开发越多，父母们的劣势就越明显。单单一个操作电脑和“上网”，就需要操作能力、专业知识甚至良好的英文基础，这使得大多数父母往往力不从心。 这种信息获取上的代际鸿沟，不能不对两代人的价值观、生活态度、人生视野、参与能力甚至生存机会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至此，我们似乎能够肯定地说，正是这30年来的急速的社会变迁和技术进步，带来了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逆转或颠覆。 六、中国体验：从只此一地到只此一次 “文化反哺”现象真的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承方式吗？ 其一，从共时态的角度说，文化反哺现象真的只是中国独有的吗？各种新式食品和信息传播技术也都是近几十年内出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国家的，难道在这些国家里就不存在子代对亲代的“反哺”或文化传承的“颠覆现象”？ 其二，从历时态的角度说，文化反哺现象真的只是今日之中国独有的吗？在中国历史上，尤其在那些诸如“改朝换代”的重大历史时期，就没有出现过年轻一代“反哺”年长一代的类似现象？ 共时态角度——“只此一地”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她原本就是一个传统根深蒂固、近代以来又因屡遭内忧外患未能经受像样的现代洗礼的国家。 这样一个国家在经历了长达30年的封闭、停滞乃至“文革”的倒退后，1978年后突然面临改革开放，面临一个如此现代化的外部世界和如此剧烈的社会转型，这种强烈的反差使得年长一代从“至尊”到“落伍”的过程几乎是瞬时性的。除了变迁的急速之外，因变迁导致的中国社会两代人的差异之大也是绝无仅有的。 单单看这样一个数据： 1977年，在“文革”后恢复高考的那一年，中国大学招生27.8万人；30年后的2007年，中国大学招生567万人。仅仅30年，招生人数提高了整整20倍——这意味着有多少家庭现在会面临着儿女“满腹经纶”，而父母却“一窍不通”的尴尬局面？ 同时生活在世的两代人或三代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反差如此之大，决定了在中国，传统的亲子关系的“颠覆”比任何国家都来得彻底，此即谓“只此一地”。 历时态角度——“只此一次”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师说》） “五四运动”及后来的一些社会大转型时期，年轻一代领时代风流，年长一代也常常会落伍成“末代遗老”。 这两种现象和“文化反哺”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 前者或只是作为具体的个案存在于特定的家庭或师徒之间；或只是出现在政治或政权变革领域，在这一领域人们对新的政治话语或意识形态的接受与否，常常是各种社会风潮和个人际遇综合作用的结果，并不完全取决于年龄这一单一因素。 我们所说的“文化反哺”大规模地出现在今日中国的整个社会之中。 一方面，它不取决于从业的早晚、领域的异同，甚至和智商、勤勉无涉，只与代际间的生存环境在近30年中的巨大变迁相关； 另一方面，这种亲代不如子代的现象也不限于对某类知识的“记问”和理解，以及对某个专门行业的精通与荒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