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的疆域——浅谈大陆学者所撰台湾文学史的理论视野论文.docVIP

　　言说的疆域——浅谈大陆学者所撰台湾文学史的理论视野论文 .freelbols）所组成，从总体上表达了对人性的看法，对人类行为的批评，对应然问题的阐释，以及对正确安排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意见。”（注：燕继荣著：《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93页。）显然，刘登翰等人的台湾文学史理论视野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典型的国族认同标准，即以政治上的国家主权判决为文学划分标准，隐含了“中央—地方”的文化发展模式，其文化认同具有隐在的政治规约性，立足国族想像，开拓叙事边界，台湾文学从一开始就被纳入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框架中，其异质特征即使如何跳脱，都不会也不能漫延出这个范围。这有点类似文化“寻根”，即为错综繁茂的文学大树寻觅深植的根须，其上所有枝叶花果的生发都被视为吸收了根须提供的营养，这样的梳理方式显得从容有序而且逻辑严密，两条线索并行不悖，各成风景，既能体现台湾文学的“母缘”文化意识，又能适当展现其攀援于母体之外的奇异景观，在整体性视野观照下，台湾文学获得了某种归属的安全感，也正是在这种指认中，台湾的文化性格被定位为一种边缘状态，体现在本文中，呈现出这样的叙事特征： “如我们前面所曾分析的，台湾移民社会的形成和后来的历史遭遇，带来了台湾社会普遍存在的漂泊心态和孤儿心绪，它赋予了台湾文学特殊的‘移民性格’和‘遗民性格’。” “这样，被日本殖民者割据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我国台湾省历史发展的一个巨大转折，标志着台湾作为殖民地时代的结束。在此历史转折关头，台湾人民在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面临着艰巨而繁重的历史新任务。” “光复初期，台湾文坛曾经出现一个短暂的复苏时期。在日据时代受尽日本凌辱、欺压的台湾作家，接续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积极投入文学活动，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不断出现。” “国民党当局的迁台，开始了此后40余年海峡两岸的严峻对峙，也由此带来了台湾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态和当代台湾文学进程的一系列变化。” 我们注意到，这些叙事隐含了一个绝对权威的叙事者，他代表的是主权中国的立场。 我们看到，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撑下，作者对“时间中”的事件进行了有意识的选择、排除、强调和归纳，从而将其变成一种特定类型的故事，“也就是通过‘发现’、‘识别’、‘揭示’或‘解释’而为编年史中掩藏的故事‘编排情节’”，在这个编码过程中，国族归属的政治文化认同始终是主导力量，它直接参与判定台湾的文化性格底色、面对异族的态度以及异党的入主性质等，台湾被叙述成一个远离家国的“孤儿”、“弃儿”，长期受到异族压迫，而后又被落败的政党把持，进而一步步走上追逐西方文化脚印的艰难行旅。这个叙事情节构成台湾文学发展的总体背景，台湾文学因此被还原成一种“中国想像”，它被想像成中国文化大海中的一叶扁舟，在苍茫的海域载浮载沉。这里“大陆”的政治文化视角是相当明确的，在这个视角的观测省察下，台湾文学具有可依托的文化凭借，呈现出清晰的风貌。当然，编著者也注意到了台湾自身的本土性和外来文化的冲击等问题，也比较充分地展现了这些异质文化在台湾体内交融碰撞的过程，但是这些都是统一在“文化母体”的认同中，没有逾越这个范畴。例如在论述到台湾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兴起时，论者将源头牵到了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很自然地将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归入“中国新文学发展史”，台湾文学就被置入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中了。值得注意的是，论者始终注意到两岸关系的变化对台湾文学的影响，沟通与对峙、交流与阻绝，在论者的关注下都成为台湾文学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之一，再次体现了“大陆”政治文化视角的作用。 我们发现，这种视角无形中形成了一定的推理逻辑：台湾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承传是自觉的世代延续，而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则相对被动而勉强，多少产生摩擦和抵触。这种文化理念长期以来成为台湾文学研究的主要思路，对台湾文学的考察是建立在对其主权从属性的确认上，这点在杨匡汉主编的《中国文化中的台湾文学》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阐释和发挥。正如引言中指出的：“正是从这种整体的、合璧的文化视野出发，尽管是曲曲折折、分分合合，台湾文学无疑是中国文学在一个特殊地区的合理延伸。”理论视野的选择对应着相应的思维逻辑，编著者正是以对台湾文学的“中国化想像”逻辑抽绎出台湾文学的筋髓，将曲折的台湾文学历史与浩荡中国文学历史相结合，这种结合不是体现在具体历史情节的发生上，而更多地体现在历史情节内部精神领域的探寻上，正是一种“中国人文精神”的承传续接使得台湾文学即使历经数千劫难变动，都依然存有中华血性。这是本文中很有意思的一个章节，在寻找“中国人文精神”对接时，研究者举出几种典型的“中国人文精神”模子，如“感时忧国的忧患意识”、“天人合一的和谐意识”、“德性化的人格追求”、“家园意识与故乡憧憬”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