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docVIP

　　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 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深化时期，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是新的学术人才的涌现，其中不乏像钱锺书这样大师级的人物；第二是权威性的学术机构真正开始运作，像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第三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形态基本确立；第四是代表20世纪学术研究水平的学术论著最集中地产生在30、40年代。 【关键词】 人员构成/学术机构/学科形态/学术经典 20世纪30、40年代，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深化时期。其特征至少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研究格局的变化，学者队伍基本上由五四时期及30年代初成长起来的学人构成，这样的人员结构给30、40年代的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全面的影响。二是现代学术机构真正运作起来。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影响巨大的学术机构，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都是在30年代开始全面、系统地实施研究计划。三是20世纪的中国学术的学科形态在这时基本确定。就文学研究而言，小说史、戏曲史、词学、文学批评史、晚清小说史、新文学史等研究专题，从30年代开始在中国各大学的国文系或中文系被逐步列为专业课程，由专职人员系统讲授，形成了20世纪特有的文学研究专题，对20世纪后来的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是代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学术论著最集中地产生在30、40年代。像吴梅的《曲学通论》、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阿英的《晚清小说史》、闻一多的《唐诗杂论》、朱自清的《诗言志辨》、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钱锺书的《谈艺录》等一大批优秀的学术论著在这一时期完成或出版。正是有了这些出色的研究成果作基础，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才得以确立。因此，在概括和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和学术成果时，我们应该注意到30、40年代在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即它一方面延续了五四新文化确立的现代学术规范和样式，另一方面，30、40年代的研究者在各个研究的具体领域又体现出自己的研究风格和个性。特别是当20世纪中叶中国学术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后，80、90年代所谓学术的复苏，便是直接以30、40年代的学术作为传承和衔接的对象。 　　　　一、30、40年代的学术人物 30、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个性特征，首先是从研究人员的结构变化上体现出来的。20世纪前20年，中国文学研究的人员结构，主要是由晚清学者和“五四”初涌现的一批学术新人为主体。前者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王国维、吴梅等一辈人，后者有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复等。到了30、40年代，这些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风云人物大都先后谢世。1920年刘师培病逝，1921年严复病故，1922年被王国维视为晚清第一学人的沈曾植逝世。1924年开晚清翻译小说先河的林纾(琴南)病逝。1927年维新派元老康有为离世，同年6月，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投湖自尽。1929年，梁启超因手术失败而亡故。到了30年代中期，章黄学派的章太炎和黄侃，以及章氏及门弟子鲁迅、钱玄同也先后逝世(黄侃1935年，章太炎、鲁迅1936年，钱玄同1939年)。而与此同时，“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学术人才，除了少数在20年代初少年得志外，大多数直至20年代中后期才逐渐浮露水面，开始进入各主要的学术机构或兴趣转向文学研究。如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郑振铎、郭绍虞、俞平伯、杨振声、梁实秋等，都是在20年代中后期才到大学任教。此时的胡适是“五四”以来硕果仅存的现代学术领军人物。经历了20年代动荡政局后的胡适，1930年11月重新回到北京大学过完他的40岁生日，随后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学术生涯。胡适这一时期对学术最重要的贡献，除了自己身体力行研究学术外，便是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筹措资金，延揽人才。在研究方面，尽管胡适的学术兴趣已转向中古思想史研究，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文学的研究。1931年他的讲稿《中国文学史选例》交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12月30日，在国文系演讲“中国文学过去与来路”，1932年10月30日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在教学上，1934年9月—1935年6月，胡适在国文系开设“中国文学史概要”课程；1935年9月—1936年6月继续开设“中国文学史概要”课程，同时增加了“中国文学史”(前部分由傅斯年、罗庸讲授)、“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与傅斯年、罗庸合开)和“传记专题实习”课程。1936年9月—1937年6月开设“中国文学史概要”课程，并与马裕藻、罗庸、郑奠合开“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在北京大学的建设方面，胡适争取到了中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