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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银行卡信息披露的法律规制论文 .freel机上多次进行取款操作，明明知道里面还有钱，取款机却显示操作失败。王先生手持信用卡却始终未能取出钱，事后才得知，原来是因为他的卡到期了，无法使用。过期后卡上的余额相当于暂时冻结了，直到换卡后，余额会转到新卡上，金额不会遗失ii。 报道这两案例的记者，都走访了银行，询问清楚了原因，并告知了当事人，同时还向所有银行卡消费者转达了银行相关人士的提醒：“因我国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开始得比较晚，要想充分利用手中信用卡带来的便利，多向银行咨询是重要的一步”iii。 这两个案例所反映的都是发卡银行没有向持卡人告知清楚银行卡的使用说明问题，也就是说，只要发卡银行在持卡人使用银行卡发生第一笔交易以前，把银行卡的使用说明告知持卡人，就不会发生上述问题了。然而，这一简单而又代表银行卡优质服务的事情，发卡银行本可以轻易做到的，但却没有做到，而是等到给持卡人带来不便和麻烦，持卡人不得不去发卡银行追问时，才告知持卡人。如果仅是个案，可以归为发卡银行的疏忽，如果是普遍的，那就决不是疏忽，而是发卡银行对持卡人的服务态度问题，是发卡银行违反对持卡人的告知义务问题。 那么发卡银行的这种服务态度能否不通过法律规制而自行转变？也就是说，发卡银行的告知义务是否需要转变为法定性质，由法律强制其履行？笔者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第一，银行卡合同条款属于格式条款，其内容是由发卡银行为了重复使用，事先单方面拟定、以银行卡章程和银行卡领用合约的形式出现的，作为合同的内容，理应告知与之订立合同的持卡人。但由于发卡银行作为一种特殊的公众企业，其强大的实力是任何一个作为个体的持卡人（消费者）无法抗衡的，任何一个持卡人都很难通过自身的行为促使发卡银行自觉地履行告知义务。 第二，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持卡人的履约情况即账户资金的划拨情况都以数据信息的形式存储在金融机构，存储正误以及是否有未经授权的划拨，发卡银行如果不告知持卡人，持卡人是很难知情的，而这种信息与持卡人的切身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只有强制发卡银行披露银行卡信息，才能够有力地防止由于信息不对称、错误等导致的不平等现象，防止信息垄断和信息优势导致的不公平。 第三，银行卡产品得以发行使用的一切设施和运行程序都是银行单方面开发、布局和设计的，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没有发卡银行的解释说明，持卡人是难以操作使用的，发卡银行有义务告诉持卡人如何使用银行卡，使用过程中应注意哪些事项。但发卡银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霸王作风”并没有彻底转变，仍然把自己当作可以无视消费者的利益而自行其是的权威，案例中发卡银行以“我国银行的信用卡业务开始得比较晚”为由，要求持卡人多向银行咨询，“以便充分利用手中信用卡带来的便利”的做法，就是“霸王作风”的十足表现。 第四，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第52条明确规定，发卡银行应该在持卡人申领银行卡时就告知持卡人银行卡章程、领用合约和使用说明，但由于该规章没有规定发卡银行违背这一告知义务时应承担的责任，发卡银行就不重视、甚至不履行这一义务。 第五，根据经济学的观点，在信息化的时代，有效的信息披露能为持卡人提供充分的信息，有利于持卡人正确决策的形成，从而有效地使用银行卡带来的便利，促使资源能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在银行卡的业务发展中，大量的银行卡是未经持卡人申请而发行的，发卡银行很少把银行卡章程和银行卡领用合约随卡送给持卡人，以致于很多持卡人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是什么，不知道怎样正确使用银行卡，出现问题时才不得不去询问银行，带来很多不便和麻烦，甚至遭受损失。因此很多持卡人手中有银行卡也尽量不用，从而又造成很多睡眠卡，不仅给银行带来维护费用的损失，而且在收取银行卡年费的情况下，睡眠卡欠缴年费还会使持卡人信用记录受到不良影响。 第六，强制发卡银行向持卡人披露银行卡信息，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法律为我们提供了成熟的经验。 二、国外银行卡信息披露的立法经验 在美国，《电子资金划拨法》和联邦储备系统理事会的E条例对借记卡的信息披露做出了详细的规定，《真实信贷法》和联邦储备委员会Z条例对信用卡的信息披露也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在澳大利亚，2002年3月修订的《电子资金划拨指导法》分别对接入帐户类的电子资金划拨方式和以储值工具划拨资金方式的信息披露问题也作出了规定。英国虽然没有制定法，但民间团体制定的《银行业惯例守则》对银行卡信息披露作了规定。总的来看，强制性、持续性、要式性和法定性是银行卡信息披露的共同特点，其立法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银行卡信息披露要以明示的、书面的方式进行 如美国《真实信贷法》规定，这种披露应当是明确的、显著的，以书面形式作出，便于保存iv。澳大利亚《电子资金划拨指导法》还规定，账户机构（包括发卡银行）还可以采用电子通讯的方式通知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