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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与钱币分期断代研究 　　古钱币在历史时期的考古发现中经常见到，中国古代货币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分布广，如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所说，“钱币之为物，与其他古物不同：第一它必定是坚固不易灭减的，这是金属货币的一个优点；第二它必定是数量很多的，因为人人要用它；第三它必定是散布很广的，因为各地都要用它。” 　　对古钱币的研究自南朝刘氏《钱志》和顾垣《钱谱》就已经开始，但是社会文化背景会制约一个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古钱币学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之前，对古钱币的研究停留在最基本的描述摹绘和考据两大方面，所以直至清末对古钱币的研究还停留在传统金石学的范畴。这段时期的成果，是产生了很多古钱币的谱录和对古钱币字、形、色、质、声及出土地点的研究。 　　自近代考古学的方法和技术传入之后，中国钱币学界不再满足于“忽略制作，偏重文字，斤斤于色泽肉好，戚于珍常多寡，范围狭隘”的简单的经验型研究。1936年，由叶恭绰、吴稚晖、丁福保等组织成立中国古泉学会，其创办的会刊《古泉学》第一期中提到了其宗旨，“以阐明古泉学识，研究古泉制作，鉴定真赝，辨别年代，启人好善之心为宗旨”，这反映了当时古泉学研究的对象有所扩展，已经开始注意钱币的制作了。1940年，丁福保组织成立中国泉币学社，提出研究钱币须“按诸货币原理，以究其制作沿革，变迁源流，利病得失之所在，治乱兴替之所系”。（张?N伯《本刊发刊词》，见《泉币》第一期）尽管民国以来考古学已经传入，对古钱币的研究的认识有所突破，但是古钱币研究仍然比较沉寂，此时期出版的书籍，如《古钱大辞典》、《历代古钱图说》等，仍然具有图谱的性质。直到1954年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问世和1989年后中国钱币学理论体系的提出，对古钱币的研究才更加科学，中国钱币学逐渐成熟、繁荣。 　　从1954年至1989年之间，有一本著作不仅在考古界影响重大，被誉为有“中原汉墓编年可资借鉴的标尺”，同时在钱币学界的影响也非常重大，是考古学与古钱学结合起来的经典，那就是由蒋若是先生主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的《洛阳烧沟汉墓》。 　　在《洛阳烧沟汉墓》一书，以科学的考古学方法，解开了号称历史货币研究的“谜团”――五铢钱分期断代，此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对五铢钱的断代基本都沿袭此书的方法，并且被多次证明结论的正确。那么《洛阳烧沟汉墓》何以能够解决这一个千百年来的谜团呢？这就需要仔细阅读一下此书了。 　　《洛阳烧沟汉墓》一书是1953年洛阳烧沟区发掘的255座汉墓的报告，报告分为序言、第壹编、第贰编、第叁编、第肆编、结论和编后记，着重研究了汉代墓葬的墓室结构和陶器、铜器、铁器、铅器、玉石器等等器物类型的发展演变及分期依据，建立起中原地区汉代墓葬的年代标型序列，给汉代物质文化史研究也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就包括对255座汉墓出土的11267枚钱币的分析、研究。 　　《洛阳烧沟汉墓》在第叁编第十章专门对出土的钱币进行了研究，从钱币的形制、年代、与墓型的关系三个方面展开。在这些钱币当中，从时代上看有秦、西汉、新莽及东汉的钱币，种类有半两、五铢、新莽钱及杂钱，除了一枚铁质、一枚铅质外，其余都为铜质。 　　书中对半两的分型比较简略，分为三型（图1），根据墓葬年代、文献记载及大小轻重关系，认为第一型为秦半两，第二型为吕后半两，第三型为文帝半两，但是在第四、五型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半两第三型出土，即是说第三型半两是东汉晚期的。但是在书中227页的表五五中，没有分型说半两的年代，而且表中表示的半两流行时代只有武帝、昭帝、宣帝及桓帝、灵帝时期，在武帝、昭帝、宣帝时期是非正式通行期，在昭帝、宣帝时期虽非正式通行期但是流通仍很多。这样的结论是客观的，只是没有对半两的类型与时代对应起来有一点遗憾。 　　但是对于五铢的分型分期却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五铢钱，最早的起武帝中、晚期，下限到东汉末，数量众多、差别微小的钱币，非下一番苦功夫不能够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书中以墓葬及遗存的年代（包括墓葬结构、共存遗物及出土情况）为主要的判断依据，结合文献、类型学、图像学方法进行分析（包括对钱币的文字、形制及钱范的考证），综合考察并确定随葬五铢钱的历史年代。先对五铢钱类型的相对年代考察，再分别对五型的绝对年代进行判定，客观严谨。 　　将五铢分为五型（图2）：第一型为武帝到昭帝时期，“五”字中间相交两笔为直笔的是武帝时期的，昭帝时期的稍弯曲，“铢”字“金”头为镞形，多不清晰，“朱”字头方折；第二型为宣帝至西汉末，“五”字两笔弯曲（越晚的越弯曲），“铢”字同前无大的变化，但字划清晰；第三型为东汉前期，字体较宽大，金字头较前为大，如三角形，“朱”字头圆折；第四型属于东汉中晚期（桓帝及以后），各种特点基本同于东汉前期的三型，只是较薄，文字轮郭更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