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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翻译的本质,探究译者的任务 　　摘要: 《译者的任务》一文涉及翻译的本质、原著的可译性、原著与译文的关系、翻译的忠实与自由等翻译的基本理论问题。本文从探究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入手,审视翻译的目的与功能,以揭示翻译的本质。在此基础上,译者的任务被解构为语言和语用两个层面,从而突破本雅明从“纯语言”层面对译者任务的单一解读。在翻译中,忠实具有相对性,只有从语用的角度看待翻译的忠实和译者的自由,才能实现翻译目的。 　　关键词: 翻译本质翻译目的忠实原则自由原则 　　 　　在《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1923)一文中,德国翻译理论家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从哲学的层面对翻译的理论问题进行了思考,并从哲学的角度解读了翻译的本质,在文中提出的诸多翻译观点是对传统翻译观的背叛。本雅明对译者任务的解读主要针对文学翻译的范畴,他认为翻译不是为了不懂得原文的读者而做的,正如“在欣赏艺术作品或艺术形式的过程中,观赏者的因素从未带给人什么收获,然而艺术作品却从未关注过人对它的回应”[1](陈德鸿、张南峰,2000)。 　　如果翻译不是为了不懂得原文的读者而作,那么翻译的目的何在?本雅明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思考翻译的本质,提出“纯语言”的概念,认为译者的任务是在翻译中通过再创作释放束缚在原作中的纯语言。由于“纯语言”隐藏在原作中,在翻译实践中很难把握,于是翻译便陷入不忠或不可译的窘境。本文从探究原文和译文的关系入手,重新审视翻译的目的与功能,以揭示翻译的本质。在此基础上,译者的任务被解构为语言和语用两个层面,从而突破了本雅明从“纯语言”层面对译者任务的单一解读,无疑对翻译实践具有现实意义。 　　一、原文和译文的关系 　　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原作赖以存在的温床,脱离了那个特定的环境,原作的生命便宣告终结。一部作品如果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得以流传,就要归功于翻译。“翻译是一个脱胎换骨,灵魂转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语言的转换,原语言的土壤变了,原作赖以生存的‘文化语境’必须在另一种语言所沉寂的文化土壤中重新构建”[2](许钧、韩少功,2003:203)。正是由于原作所处的“文化语境”在译文中得以“重新构建”,从而原作在新的文化土壤中获得全新的理解,原作的生命在译作中得以延续。正如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所说:“正如生命的各种显示与生命的现象紧密关联而对生命没有意义一样,译文源自原文。与其说源自其生命,毋宁说源自其来世的生命……在译文中,原作的生命获得了最新的,继续更新的和最完整的展开。”[3](陈永国,2005) 　　在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原文和译文地位的高低之争从来就没有定论。当一部译作获得了来世的生命,译文在译入语读者中与原文在原文读者中达到的效果相同,那么这部译作便跟原作一样成功。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一部译作很成功,它难道不是已经成为原文的他者?”[4](Marilyn Gaddis Rose,1997:5)翻译的论题通常在“忠实”观念的支配下展开,译者始终致力于寻找实现“忠实”的途径(如“神似”和“形似”、“异化”和“归化”),却对“忠实”和原文的“意义”这些概念本身鲜有质疑,导致译者的角色不停地变换,从最初对原文的“愚忠”到后来的“背叛”,再到后来寻求原文和译文地位的平衡(“形神兼似”),因而译文在对原文的忠实与背叛之间摇摆不定。尽管如此,在原文后来的生命里,其形式和意义都在不断转变。 　　二、翻译的目的和本质 　　1.翻译的目的 　　本雅明认为,译者的任务是“在翻译的语言里找出可以在原作内唤出回响的意向”。译者不但要从原文中找出两种语言的内在联系,而且要在译入语中表达出来,因而,翻译的终极目的是“表达语言内在联系”,即源语(source language)与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两种语言的内在联系。本雅明从“纯语言”的哲学层面来看待翻译,认为翻译是在纯语言的基础上进行的复制与创作活动。这与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的观点不谋而合:“翻译如同招魂/通灵(translation as channeling),即借助中介(译者)实现生者(译入语读者)与死者(原作者)的对话。”[5](卢玉铃,2004:57) 　　但是,如果译者完全忽视译文的受众,即译文预期的接收者,则可能造成读者读不懂译文的情况,原作者与译作读者的对话便无法实现,翻译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对翻译目的的解读应该在上升到语意的层面,实现两种语言的转换之后,最后落实到语用的层面,充分考虑译作在译作读者中的可接受程度。弗米尔指出:“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便是受众――译文预期的接收者。因此,翻译是在目的语情景中为某种目的及目的受众而生产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