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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贾敬龙案为例反思我国死刑适用 　　摘 要 贾敬龙案一度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和律师纷纷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刀下留人”，认为贾敬龙罪不至死。由此引发了笔者对于我国死刑适用标准的关注与思考，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罪行极其严重”作为死刑的适用标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本文通过对比国际死刑适用标准，分析与反思我国死刑适用的具体的一般标准以及在死刑适用时对非刑法规范因素进行考量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死刑适用标准的规范与提高有利于更好的落实“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发挥刑罚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价值 关键词 死刑 适用标准 非刑法规范因素 贾敬龙案 作者简介：杨海琼，上海市闵行中学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ki.1009-0592.2017.01.123 一、案件概况 贾敬龙因在北高营村旧房改造时自家的房屋被强行拆除，由此对该村村长兼书记何建华产生怨恨，寻机报仇。在2015年北高营村的春节团拜会中，他使用了一把经改装的射钉枪朝何建华后脑开枪，致其当场死亡。贾敬龙有过自首的表示，但在路上遭到村民拦截、撞伤，当天被公安机关逮捕。贾敬龙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贾敬龙的犯罪行为符合死刑的构成要件，且其手段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应当判处死刑；另一种声音认为，贾敬龙罪不至死，本案的起因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应当将这些因素考虑到判决结果中，并且刑罚的目的是改造而不是报应。最高人民法院最终判决贾敬龙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构成故意杀人罪，应依法处以死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时至今日，贾敬龙的死刑已经执行完毕，我们对于已经逝去的生命表示敬畏，但对于案件本身所引起的对于死刑适用的反思还应当继续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对于贾敬龙案曾撰文写道“一审、二审乃至最高法院罔顾诸多减罪情节，仍然判处贾敬龙死刑，是对国家权力的严重滥用。这一判决不仅不符合刑法的基本精神，而且也违背了尊重生命的中国传统。” 由于我国目前对于死刑的适用标准规定的较为零散概括，缺乏系统性、准确性和具体性，为司法自由裁量权创设了较大的空间，极易导致法官审判的偏差 因此，我国应该增强对死刑适用的限制，在立法上更加完善相关制度，在司法上从死刑适用的具体标准入手，结合个案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各种案中、案外因素，正确行使裁量权，确保死刑案件的实体公平公正和程序正当 二、 国际社会适用死刑的一般规定 严格适用死刑甚至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的共识。联合国196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第一条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但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的罪行” 目前，国际社会死刑的适用条件只能是“最为严重的罪行”，并且将其限定在致人死亡的故意犯罪或其他后果相当的极端严重的罪行。国际社会适用死刑的罪质要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致人死亡的故意犯罪，即主观上故意实施并客观上导致犯罪对象死亡的结果，包括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和故意暴力犯罪过失致人死亡 二是死刑适用于其他极端严重的罪行，包括具有和剥夺他人生命权具有相当性的犯罪行为和造成了他人死亡或者其他极端严重后果 国际社会已经逐渐树立起了生命权特殊保护的观念，《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六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本条相当于宣告了凡是不遵守本条的规定而适用的死刑均构成了对生命的任意剥夺，构成侵犯他人生命权。同时《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和《关于保护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措施》也对死刑适用的对象标准、溯及力标准、证据标准、被判处死刑的人的权利标准和死刑程序标准等均做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三、我国适用死刑的标准与反思 （一）我国死刑适用现行标准的不足 1997年《刑法》的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的适用标准为“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我国关于死刑适用标准的这一规定相比于联合国以上两个公约的界定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的 相比之下，我国立法上对于此标准规定的十分模糊不清，这也为我国司法实践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但也可能正是由于自由裁量权过大导致了权力滥用，使得死刑不合理的配置得不到有效规范与制约 死刑适用标准规定的原则化，导致了在司法适用过程中标准不一、随意性较大。例如，我国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规定为死刑缓期执行的适用标准，又将“罪行极其严重”作为判定适用死刑的具体情节等 从学理上来看，“罪行极其严重”这一标准本身并没有明显的发挥出犯罪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