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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中非数额情节的分析 　　摘 要：《刑法修正案（九）》将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单一的“数额”修改为“数额或情节”二元定罪量刑标准，其中“情节”又由受贿数额与八种非数额情节共同构成。非数额情节对受贿罪起到降低入罪标准、完善量刑缺陷的作用，也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但目前非数额情节的相关规定存在着没有体现出对履行特定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惩治，“品格化”的非数额情节指向范围过窄等问题，受贿罪中的非数额情节还有待进一步类型化 关键词：受贿罪；非数额情节；类型化 1 受贿罪非数额情节的立法解读 1.《刑法修正案（九）》对“情节”的规定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将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单一性的“数额”修改为“数额或情节”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由于贪污罪、受贿罪共用法定刑，根据现《刑法》第383条第1款，受贿罪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其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两高”司法解释对非数额情节的设置 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贪贿解释》）为受贿罪定罪量刑提供了明确的适用标准，首先确定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数额，分别是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三百万元以上；其次是对“其他较重情节”、“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做出了具体规定，分别是在受贿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基础之上，具有：（一）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二）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三）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四）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五）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六）多次索贿的；（七）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八）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这八种情形之一，则认定为对应的情节。以上八种受贿罪情节的规定综合考虑了索贿行为的次数，受贿行为使公共利益、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程度、犯罪发生的特殊领域、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犯罪前后的表现等因素。[1] 3.非数额情节依然以数额为基础 《刑九》将“数额”和“情节”并列为受贿罪定罪量刑的标准，提升了情节在受贿罪中对定罪量刑的影响，更加有利于实现定罪量刑的主客观统一和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但此二元标准并非意味着“数额”和“情节”在定罪量刑中发挥同等作用，反而更体现了数额在定罪量刑中的基础性作用。根据《贪贿解释》，“情节”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一定的数额，二是具有所列举的八种情形之一，即需要同时满足数额条件和情形条件才能被认定为《刑九》中与“数额”并列的“情节”。在《贪贿解释》出台之前，学界和实务界一直担心单独将“情节”作为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情节会对受贿罪的惩治过于弹性，削减打击贪贿犯罪的效果。而《贪贿解释》的规定，再次体现了“数额”对于受贿罪的重要性：第一，数额在受贿罪定罪量刑中的准据性作用，犯罪数额作为表现犯罪对象经济价值的货币金额，直接反映着犯罪行为的规模及程度，是衡量财产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客观标准。”[2]第二，易于司法实践。受贿罪中，收受财物是受贿人的犯罪目的，数额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受贿人的主观恶性和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且与受贿人的背职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三，以数额为基础是对我国计赃论罪立法模式的延续。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边区，计赃论罪逐渐成为了惩治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标准，并影响了我国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中和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中将数额作为受贿定罪量刑标准的规定 2 非数额情节的功能及存在的不足 1.非数额情节的功能 “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是受贿数额难以完全反映的，其更多的是要通过受贿的情节、危害后果、违法的程度等因素来体现。”[3]在《刑九》和《贪贿解释》出台以前，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定罪量刑仅以数额作为标准，虽然有利于司法实践的具体操作，但存在刑罚不公、难以充分体现受贿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明显弊端。非数额情节的加入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罪刑不相适应等矛盾 具体而言，体现在这些方面：首先，非数额情节降低了受贿罪的入罪标准。在《刑九》和《贪贿解释》之前，受贿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