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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发展权实现的新思路 　　〔摘要〕 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应当在新常态研究中引入人权法的新范式，因为新常态不仅蕴含着平稳发展、持续发展、创新发展和自由发展的理念，更是对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权的科学诠释。在新常态下，要实现发展权，必须进行四大突破：突破以往片面强调经济增长速度的陈腐观念，从“持续发展”的维度寻求新常态下发展权的概念升级；突破发展权的时空维度，从“发展正义”的视角重新审视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突破发展权的传统手段，从提升“发展权能”的角度认识与释放创新驱动的战略功效；突破发展权的干预模式，从“政策平衡”的层面重构自由与平等、市场与政府关系以谋求更充分的发展权 〔关键词〕 新常态，发展权，发展正义，创新发展，政策平衡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1-0014-08 “新常态” ①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做出的科学论断。“在新常态下，要实现新发展、新突破，制胜法宝是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 ②关于何谓新常态，如何实现新常态，理论界展开了热烈充分的探讨，但多集中在经济学方面，从法学尤其是法理学、人权法学视角探讨新常态的研究成果还付之阙如。法律与经济从来都是一对相互促进、相互作用的范畴。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 〔1 〕121-122而“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 〔2 〕12可见，正确处理发展、法治与人权的关系，已经成为适应、引领、促进新常态的题中之义与务实之举，有必要在新常态研究中引入人权法学的新范式。鉴于此，本文拟从人权法视角深度探讨新常态下发展权利的理论创新与实现之道 一、持续发展――新常态下发展权的概念升级 对发展权所指称的“发展”，历来存在不同认识。有人认为，谋求发展权，经济实力增强是关键，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的代名词。还有的认为，发展权意味着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步，《发展权利宣言》对发展权的定义即持这一观点。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值得反思和进一步拓展。“增长”（growth）不等同于经济“发展”（development），传统中以GDP为中心的经济增长观，“仅仅是经济的增长，像由人口和财富的增长所表现的，在这里并不能被看作是发展过程。因为它没有在本质上产生新的现象，而只是同一种适应过程，就像自然数据的变化一样” 〔3 〕82。工业革命后，经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理解为不惜代价追求经济增长，但后来人们从实践中认识到“应该把发展视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 〔4 〕50。譬如，有些国家的GDP虽然增长了，但由于片面追求数量和规模而忽视质的优化，引致环境恶化、生态危机、贫富两极分化和传统文化价值崩溃，严重危及到整个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甚至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③。经济增长是手段，发展才是目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背离了整个人类社会进步的共同理想，必将带来整个社会经济关系的失衡、无序和低效 任何权利总是在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中展开和实现的。新常态之于发展权的功能，在于通过对发展权主体属性和客体意义的双重彰显与二元统一来有效保障可持续的全面发展利益 一方面，新常态致力于优化发展权的客体。发展权的客体即发展以及由此衍生的发展利益关系。发展权所聚焦的发展，应当从一味追求发展速度的旧常态转向重视发展质量的新常态。毋庸置疑，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的高速强劲增长，为全体人民发展权的落实奠定了牢固的基础。而在今后，随着速度、规模效应的递减，发展权的实现则只能更多地依赖高质量内涵式经济发展，即国内生产总值（GDP）从过去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经济增速平稳换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1978年至2011年，在长达32年的时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增长率为9.87%；但自2012年以来，这一指标滑落至7.65%（2012年），7.67%（2013年），7.4%（2014年）。面对经济增速调整下行，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客观的认识。经济增速放缓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普遍现象④，是在既有科技水平下各生产要素自发流动形成的均衡局面。经济增速放缓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现象，不顾及规律而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行为只能是焚林而猎、涸泽而渔。米都斯（Meadows）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到，“如果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以及资源消耗按现在的增长趋势继续下去，这个星球上增长的极限将在今后一百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 〔5 〕19，“为了避免崩溃，需尽快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