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的刚性兑付研究.doc

新常态下的刚性兑付研究 　　[摘 要]刚性兑付现象在我国有着复杂的成因，并植根较深。辩证来看，刚性兑付并未绝对有弊无利，但仍然是“弊大于利、近利远弊”。随着监管态度的进一步明晰以及资产管理行业自身的努力，顺应经济新常态下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方向，打破刚性兑付已成共识。本文在对刚性兑付的成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其存在的利弊、行业现状进行探讨，最终有针对性地提出做好打破刚性兑付准备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新常态；信托；资产管理；刚性兑付 [DOI]10.13939/j.cnki.zgsc.2016.03.062 进入新常态后，尽管存在经济下行的趋势，不良贷款的规模也在不断增长，但在资产管理行业之中，刚性兑付这一不成文的“潜规则”却仍然存在。整体来看，刚性兑付这一机制的存在，一方面像海绵一样缓冲了实体经济风险向百姓直接传递的节奏，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另一方面来讲却是在延缓金融资产的有效配置。随着一系列意在鼓励“打破刚性兑付”相关政策和措施的出台，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格局下，刚性兑付将何去何从成为了一个亟待深入思考的问题，本文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针对刚性兑付形成原因及行业影响展开讨论，并就如何打破刚性兑付提出一些完善性的建议 1 刚性兑付概述 刚性兑付是近年来起源于我国信托行业的一种“特殊现象”。所谓刚性兑付，是指信托产品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到期之后，无论所投资的信托项目运行情况如何，信托公司都必须按照合同中约定的收益率向投资者支付本金及投资收益。[1]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中世纪的衡平法，在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中都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在我国，信托一直作为银行融资的补充得以快速发展，且相对于其他金融资产而言，其存在“隐性背书”――刚性兑付的特点，因此成为了低风险、高收益的金融产品，继而也成为投资者的首选 在行业快速发展、资产管理规模大幅扩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项目未能按期兑付的情形，信托公司在多种考量的交织下，往往会选择用自有资金或其他方式来处置，而未依据信托合同的列示将亏损由投资人来承担。究其原因，从学术角度探讨，不同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著名学者周小明主张刚性兑付是一个伪命题，所谓的刚性兑付只可能是信托行业经营上的一种策略选择，而不是制度安排，并进一步认为，信托行业从2000年的制度重构中设计了包括固有业务没有负债业务、信托业务和固有业务的隔离、信托业务内部每一单信托产品之间风险的隔离等三道防火墙，而且根据信托行业资产总规模及信托业务中70%都是单一信托的实际情况来看，即使出现刚性兑付也不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发生。[2]中央财经大学李生昭、张磊、祝立群三位学者认为，信托功能定位不准是刚性兑付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信托公司“重业务、轻内控、清能力建设”的管理模式是刚性兑付问题产生的内在原因，投资者教育工作落后是刚性兑付问题加剧的外在原因，信托风险市场化处置原则尚未有效建立是刚性兑付发生的制度原因。[3]复旦大学学者唐彦斌则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分析，设计了刚性兑付的商业博弈模型，得出结论刚性兑付现象是金融机构与投资人双方博弈的均衡策略结果，根据条件，投资人要求刚性兑付、金融机构履行刚性兑付这一组策略是博弈问题的纯策略纳什均衡。同时，从宏观层面上，利率市场化已经走到了银行的存款端，银行存款无法通过提高利率来得到补充，这就使得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天然成为了表外变相吸储的工具，企业的过度融资需求在影子银行体系内仍然得以生存，于是刚性兑付的土壤和空间一下子就变得广阔了。由于直接债务融资市场长期处于低违约甚至零违约状态，缺乏市场弹性和违约预期，任何违约事件的边际效应都将难以估量，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的流动性危机就会像“雷曼时刻”那样出现产生断崖式的经济收缩效应。在中央提出的不出现系统性区域性风险为底线的大政治目标下，地方政府或金融机构，因违约导致的极端事件出现不符合相关管理层的短期利益。在微观层面上，由于相关法规限制，普通投资人在其投资组合层面，无法实施有效的分散化策略，个案违约风险暴露后使投资人难以承受极端损失。金融机构为了扩大规模会在产品销售宣传过程中夸大预期收益率而忽略对重大投资的风险披露，导致金融机构并没有将项目的全部信息有效地传递给投资者，销售人员为了业绩考核更是没有动力将项目的风险全部披露给投资人，导致信息不对称，甚至有的项目连基本的审慎性调查工作都省去，于是在投资人缺乏契约精神的情况下，刚性兑付便理所当然。[4] 2 刚性兑付的成因 综合上述学者分析以及从实践视角观察，本文认为刚性兑付存在的原因来源于多方面：维护经济稳定的需求、法律法规滞后性的体现、金融机构运作不尽规范、投资者投资意识的局限以及利益权衡下的策略行为 2.1 我国经济稳定性的政治要求 在严令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经济稳定底线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