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人生哲学形成三阶段论.doc

梁漱溟人生哲学形成三阶段论 　　梁漱溟的一生是问题的人生，他说“平生志不在学，只不过好用心思来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而已”是“不欲为学问而学问，为思想而思想”他的一生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个是人生问题，一个是社会问题。在人生问题上用心思的结果是他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人生准则，这社会问题上用心思的结果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跨世纪的话题：即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传统中国应该如何走向现代文明？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一种人生哲学，文化哲学和生命哲学。本文主要探讨其人生哲学发展阶段，人生哲学是梁漱溟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人生哲学思想 （1）形成阶段：西方实利主义→佛家出世主义→儒家立场 时间大致从十四五岁有自己的思想开始至29岁完成由佛到儒的转变之前。梁漱溟最初持西方功利主义人生观主要是受其父的影响，梁父认为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是被那些喜欢“空谈”的文人所耽误，这些文人大多居于领导地位，不说实话，不做实事，循此不改，不亡其国不止，西方人之所以能富强是因为他们讲实学，办实事。梁父这种实利主义的思想见于他的一言一行，梁漱溟自幼耳濡目染，思想中不免带有西方实利主义的成分 功利主义肯定人生欲望，认为人生就是在欲望的满足和不满足中度过，而且功利主义用利害得失作为衡量善恶的标准，而利害得失落实在人生上就是苦与乐的现世感受，那么什么是苦？什么是乐？欲望得到满足就快乐，欲望得不到满足就痛苦。而人的欲望层出不穷且不断增高，欲望就像一个无底洞，永远都填不满。在《民国报》当记者时深刻认识到当时政治的腐败和黑暗，社会诚信缺失，使他深感绝望，曾两次自杀未遂，当从佛教的典籍中看到“人生是苦”的描述时真切地感到佛教所说的是真理。从此转入佛家根本否定人生的出世思想。从此终身吃素，还曾有过出家的思想 因为得出人生是苦的，当他看到女佣人常常不以其境况之苦为苦，反而以一种乐观的态度来对待生活，这不得不引起他的思考，得出“苦乐不在境外”。1918年11月10日，梁父在自家门前的积水潭净业湖投湖自尽，留下遗言说“我既见国性不存，国将不 国……国将不国，我生何用。”这里的国性即传统文化精神，梁父是“痛心固有文化之澌灭，而不惜以身殉之”。在世中红尘与寂灭梵天之间犹疑了近10个年头以后，梁氏渐渐体会到那种抛却众生、不理世间之务的“自了汉”生活并不能真正体现佛家“普济众生”的救世关怀。而且，佛家禁欲主义的人生坐标与他好揽人间世务的入世情怀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其极端表现就是精神憔悴，生命难以支持纷繁扰攘的种种事务。这样，梁氏的人生观终于又出现了一次新的转折。1920年，他偶而随手翻阅《明儒学案》，于王东崖语录中但见“百虑交锢，血气靡宁”几个字，这是说，人如果不体认到这一点，那末“其学”往往是出于人为的“计度”、“念虑”之“私”。这势必造成人的思虑交互堵塞、人的情感长久不得安宁的结果。梁漱溟把自身刻意求佛的想法与行动，同王东崖这段话所指斥的人为“计虑”之“私”联系了起来，觉得王东崖是在指斥现时的我”，由此“默然有省”，蟠然弃佛归儒 （2）发展阶段：泰州自然主义与伯格森生命哲学的初步结合 时间大致从完成由佛到儒的最后转变到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止。由佛到儒的最后转变是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为标志。早在1916年的《究元决疑论》中梁漱溟就开始了对伯格森的研究，直到1921年发表《唯识家与伯格森》时才正真切入伯格森哲学的主题。泰州学派开启了梁漱溟对儒学的研究。实际上他以泰州学派的思想来接纳和领会伯格森哲学，这样以伯格森印证泰州学派，又以泰州学派来领悟伯格森，二者的互诠互释形成了梁漱溟的第一期儒家思想。这一时期对文化解读的核心用语是“直觉”。他将人类心理分为本能和理智即直觉和理智 梁漱溟的理智既有取于泰州学派又有取于伯格森，却不同于二者中的任何一个。泰州学派持“天然自然”的道德立场，反对“随感而应”的分别计较，分别计较即私心人欲。伯格森的“理智”主要是指西方传统哲学的概念思辨、逻辑推理即“逻辑理性”。伯格森强调生命的整体性、精神性，反对将整体的生命以理智的方式加力割裂，与泰州学派的“随感而应”、方法与对象不可分离的思想有契合之处，梁漱溟遂将二者融合，形成了他自己的理智概念。既是分别计较的私心人欲，又是科学主义的人生态度 梁漱溟的直觉既吸取了伯格森超理智的、综合统一的、整体地把握对象的直觉方式之义又保留了泰州学派的本能冲动既道德的思想。伯格森的直觉作为科学理智的反动，是基于理智分析、逻辑推论并不能有效把握生命本体这样一种认识的，他所说的生命不是道德属性的，而是非道德的。但梁漱溟在吸取生命的整体、综合之义时，将其作为“害仁”的理智生活的对立面来加以肯定，即加入了道德的含义。在伯格森处作为方法的直觉到梁漱溟处成了方法、本体、道德相统一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