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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机制、社会观念与中国人口增长鲁能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发展中激励机制（包括人口政策、收入分配机制、教育机制、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观念与中国人口增长的互动关系，认为激励机制、社会观念与人口增长密切相关，三者处于互动影响的关系之中。中国未来人口发展应重视激励机制的有效设计，重视通过发展经济推进人口观念的转变并继续适时调整人口政策 关键词激励机制社会观念人口增长 〔中图分类号〕C92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2-0111-07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一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历史。随着经济总量的提升和结构的调整，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减退，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源短缺问题日渐凸显，由此也导致了对现行人口政策进行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种形势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实施了“单独两孩”政策，十八届五中全会又进一步调整完善，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中国人口发展的既有均衡是否已经被打破，从而到了必须进行调整的发展拐点？人口发展情况是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人口调整的实质内涵是什么？重温建国以来中国人口增长的发展历程，并从制度和观念层面探索人口发展的内在逻辑，对于我们解答这些疑惑以及理解和贯彻当下新的人口发展政策大有裨益 有关中国人口政策的文章与论著汗牛充栋，但从机制、观念与人口增长的角度探讨的不是很多。杨魁孚认为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既要建立人口政策为主的社会制约机制，同时也要建立计划生育的利益导向机制。①周长洪提出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利益导向机制，认为以社会公平为基础，利用利益（主要是物质利益）的杠杆作用，对按政策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特别是独生子女、双女户家庭）给予直接的精神和物质奖励，并提供间接的优质服务，以调动其生产和勤劳致富的积极性，免除生活与养老的后顾之忧。②王富百慧、宋健认为在计划生育中，只有内在的、主观的转变才具有稳定性，应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地调整政策。③以上对利益导向机制的分析都是对计划生育政策下技术手段的选择与应用，而对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激励机制以及其他激励机制并没有很好地论述。詹长智认为市场经济使教育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影响民众的思想观念，加大了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从而加速了人口的现代化进程。詹长智：《市场经济与人力资源开发》，《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马小红、孙超认为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国家，限制生育是必要的，但提供优质服务，转变公众观念是更重要的。马小红、孙超：《中国人口政策60年》，《北京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总体而言，学界关于机制与中国人口增长、观念与中国人口增长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来系统研究它们之间相互关系还较少，本文试图将激励机制、社会观念与人口增长放在一个分析框架内进行探讨，以期能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二、激励机制与中国人口增长的互动关系 本文所讲的“激励机制”是一个广义概念，泛指能够对人口增长发挥影响作用的社会机制。激励机制有可能对人口增长起到促进的作用，也有可能起到抑制作用。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本文所讲的激励机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人口政策、收入分配机制、教育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本部分分析的目的就是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人口增长与以上四方面激励机制的互动关系 人口增长可以用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说明。从图1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初。这一阶段是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共同主导人口增长阶段，但死亡率所起的作用要更大一些。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出生率在高位运行，而死亡率率先下降。第二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到2008年。这一时期是出生率主导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死亡率已经降到一个很低的位置并基本保持平衡，出生率的变化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人口增长。第三阶段：2008年以来。死亡率主导的阶段。这一阶段人口的出生率基本保持一个平衡的水平，而死亡率则出现上升的趋势，在图上呈现出翘尾现象。从1977年开始，中国人口死亡率长期保持在一个较低的平衡水平，处于5‰～6‰之间，但从2008年，人口死亡率突破了7‰，并出现持续微升的现象。这与中国逐步进入老龄化阶段不无关系，同时也提醒人们人口的结构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与此同时，从2009年开始，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5‰以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除1960年、1961年特殊年份外，人口增长率的最低水平 如果对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折线图进行平滑处理，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口转变先经历了一个扩口阶段，再逐步收缩，进行收口。这一转折点大致在1970年前后。随后，随着死亡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