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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充足要求：缺陷与变革论文 .freelO）迈进的过程中。因此，未来对法定准备金的使用将仍然具不确定性与争议性。而目前监管机关的首选做法是制定更严格的资本充足要求（CARs）。 已有越来越多的大银行在国际范围内从事批发业务。当银行的国内业务和零售业务受到歧视性待遇时，银行会将这些业务离岸化，当一国没有外汇管制时更是如此。若任一国单独实施更严格的资本充足要求，其国内银行会通过将业务离岸化来对之进行化解。因此，世界批发市场的全球一体化要求主要的监管措施在实施上的全球一体化，以确保经营环境的公平。事实上，早在80年代中期，美、英等国已抱怨来自一些主要国家如日、法等国的银行在国际批发业务市场上受到了不公平的优待，因后者的资本充足率可比前者的低。随着这一问题日益被认识和重视，各国终于就统一的资本充足要求达到共识，并促成了1988年巴塞尔规则的出台。 巴塞尔协议向来被视为国际各主要国家监管当局相互合作的一个重要成就。它对参与国际银行业务活动的银行的资本定义及资本充足率规定了一个共同的标准，要求各主要签约国家的银行在1992年底前必须达到协议规定的统一资本充足率。现在已经是1997年了，您对巴塞尔规则实施的效果作何评价呢？ 毋庸讳言，并不存在100%成功的监管措施，世界的银行监管体系在采纳巴塞尔资本充足规则后，当然极有可能比在若不采用下的状况要好。但我一向的立场是，经过数年的实践，巴塞尔资本充足要求（及与之相似的《欧盟银行业条例》存在严重缺陷，需要进行全面改革。本人的下述观点，有一部分已在1995年出台的《巴塞尔补充协议》中得到反映，但仍留下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是否这一要求能够在世界各国存在不同的会计、税收及法律体系的情况下，保证营造出公平的经营环境。一份由50人小组所进行的案例研究报告认为，巴塞尔规则的主旨在于确保美、日银行的经营环境相同，但因为存在上述差异及两国资本市场的差异导致两国银行所选择的资本工具、资产的风险权重的不同等因素，这一目标无法实现。该问题直接联系到总部设于不同国家的银行间相互竞争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则联系到各国的银行同非银行金融机构竞争的问题。上文已指出，各金融业务领域间的界限在许多国家正变得日益模糊。此外，银行业务范围则因国而异，如美国用格拉斯 #0； #0；斯蒂格尔法来为商业银行界定了更严格的经营领域（虽然现在正在放宽限制），相比之下，允许甚至鼓励全能银行业的德国则迥然不同，这使得立法者深感为难。若其制定更高的资本充足比率，可能会削弱银行在与非银行金融机构重叠的那部分业务上的竞争；若其试图保护银行在这些领域中的竞争力，就得将银行业务分成不同部分并分别制订监管条例，但该过程难免失于武断。欧洲内部为协调各国银行业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竞争所进行的努力即为明证。据1993年的《资本充足度条例》（CAD 1993），各国监管当局试图将银行帐簿分成两部分，一是“交易帐簿”，专用于反映符合较宽松的资本充足要求的证券交易业务，余下部分则用于反映银行业务。这一方法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的竞争环境上创造了一定的公平条件，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Richard Dale在他1994年的论文《论对欧盟各国投资银行的监管》中指出这些问题主要有： 1.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监管者间的竞争将使对“交易帐簿”帐目的资本充足要求变成双方妥协的产物，但这部分交易带来的风险最终仍要由银行来承担，结果是稀释了银行可获得的破产保护。而且资本充足要求是最低限的要求，尽管各国监管当局可在必要时单方面实施更严格的资本充足要求，但出于国际竞争的考虑，鲜有国家进行这种稳健操作。 2.当银行可自由地用存款来为证券业务融资时（无论是自己还是通过子公司来进行），将把银行业务中的道德风险亦引入了证券市场。银行向证券业务融资也使得全能银行在同证券机构的竞争中享有不平等的资金优势。 3.若对证券投资机构制定与商业银行相同的资本充足规定，如资本与债务工具的等级、资产的风险权重等规定，无异于向金融市场传导一个信息，即这些机构与商业银行一样处于政府的安全保障体系之中，如可求助于“最后贷款人”等。 4.资本充足要求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0； #0；其在试图营建银行和证券机构的公平竞争环境时，却导致了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竞争环境的不公平。该要求目前对与银行贷款同性质的债券在“交易帐簿”内要求更低额的资本，这样银行必然会从传统的信贷业务和证券化借贷上转移，这种证券化趋势的结果是好是坏尚有待观察，但如此重大的市场转变毕竟是一项新监管措施的副产品而非深思熟虑的决策结果，不免失于轻率。 证券机构因一般保持更多的流动性资本，加上其倒闭的社会成本更小，使得对其的监管一般不如对银行的严格。但一旦证券业务成为银行的一部分，银行的系统风险将和其道德风险一起被扩展到证券市场。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