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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演变 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演变 一、问题的提出 　　质量管理体制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可以有效地促进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更体现在它能够创造推动质量长期稳步提升的良性质量环境。中国当前面临的严峻的质量问题使得质量管理体制的建设更具紧迫性。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品的质量水平总体上呈稳定上升趋势，但各行各业（食品、药品、建筑、家电、家具、汽车、电子、网络等等）的质量事件频发，甚至一些知名品牌和国家免检产品也屡屡曝出质量缺陷，危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乃至生命安全。中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后面临的压力进一步暴露出国内质量管理体制的缺陷，中国制造的毒玩具、毒饺子、毒奶粉等在国际市场上风波不断，导致中国制造一度在西方成为质量低下乃至危险的代名词，与中国古代尤其是盛唐时期以产品质量闻名于世的境况形成了巨大反差。不仅如此，一些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也出现了频繁的行为失范现象，可见质量问题不应简单地归咎于企业自身，更与国家质量管理体制这一大环境密切相关。建立健全的质量管理体制是解决中国质量问题的根本途径。 　　[JP+1]由于质量管理体制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反观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无疑可以为当前质量管理体制的建设与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古代质量管理体制，这些研究可以归为以下几种：其一，对古代手工业生产质量管理制度与管理方法的研究，邹依仁（1988）以《考工记》《武经总要》《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文献为依据评述了先秦、宋代、明代和清代的质量管理方法，丘光明（1996）对先秦诸子百家的质量管理思想、保证手工产品制作质量的具体管理措施和质量管理法规进行了逐一分析；其二，对古代市场质量管理体制的研究，周明星（1995）以《周礼正义》为据考察了先秦市场管理中的各级职官设置，蒋铁初（2005）对唐代市场管理法律关系的主体、市场管理的内容及其为我国完善市场管理制度带来的启示进行了分析与评价，田璐（2007）以政策规定、行政管理及其实施背景为维度对唐宋市场管理政策进行了探讨，凌蕊苹（2008）考察了明朝律典中的市场管理法制；其三，对于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宏观性观照，宋京军（1989）通过追溯古代质量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对古代质量管理制度的内容与特点进行了分析和总结。[JP]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文献对于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研究存在着几点不足：第一，质量管理体制并没有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被提出来，导致这些研究对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缺乏整体性与本体性的思考，它们要么聚焦于古代质量管理体制中的制度、政策、措施、方法、官员设置等具体构成部分，未能把握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全貌，要么把研究范围定位为古代手工业生产与商品交易的全部管理体制，使得质量管理体制因没有得到突出强调而淹没在更为宏大的视野之中，缺少针对性；第二，这些文献多为考据式研究，注重对古代质量管理真实面貌的还原，着力于解决是什么（即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内容与特点）的问题，而忽视了对为什么（即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形成原因）和怎么办（即立足于当下的评判与反思）的追问，尚待进一步深化。 　　基于我国质量管理体制建设的需要和当前研究的不足，本文将致力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表现特征，分析其形成原因，探究其发展演变的规律。本文的主体部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在礼制思想影响下先秦质量管理体制的形成、表现及其对当时质量水平的影响，第二部分探讨汉唐时期在从道家到法家再到儒家的政治思想嬗变中质量管理体制的逐渐成形，第三部分探讨宋朝至清朝前中期在统治者文化身份与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下，中国古代质量管理体制的曲折发展及其最终的瓦解。 　　二、礼制思想制约下的先秦质量管理体制 　　礼制是先秦时期国家治理的主导思想，强调不同等级之间尊卑有伦，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管子五辅》），天子、诸侯、大夫、百姓应当各安其位、各守其礼。先秦时期的质量管理体制深受礼制思想的影响和制约。 　　据《周礼》记载，先秦职官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种，其中器物制作和工程营造由冬官司空掌管，司空下设工师监督，管理官营手工业中的百工。先秦官营手工业不以生产流通商品为目的，而主要是满足统治者的需求。各种器物的制作标准和质量要求都因使用者的等级不同而有所差异。雕琢玉器的工人为不同身份的人制作玉佩所使用的材质不同，天子用全，上公用尨，侯用瓒，伯用将，继子男执皮帛（《周礼考工记》）。匠人做弓同样有等级之分： 　　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为诸侯之弓，合七而成规。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规。士之弓，合三而成规。弓长六尺有六寸，谓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长六尺有三寸，谓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长六尺，谓之下制，下士服之。 　　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锊，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