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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是制度保障下的生活 ----对学校教育“制度”的认识 学校教育是制度保障下的生活，是有一定组织规则的生活。这种与自然的生活形态的不同，已经引起了众多人的关注，并在当代成为学校教育研究中反思的焦点之一。 一、“制度保障的教育”与“制度化教育”的区别 作为基本的学校教育运作方式，制度直接决定着学校教育构成要素间如何发生作用、如何生成教育功能。“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是学校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基本共识，也是实践中的现实体现。学校教育活动的展开，都是在一定计划之下、在一定的组织单位的空间中、在教师的组织管理下进行。班级授课制、分班分组制、日常时空的组织安排、考评制度、班级与教学管理制度、教育中的模式与规律等等，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构成学校教育“制度”的面目。学校教育的“制度”特征，主要指学校教育运作的展开，是在一定的运行机制与体制的制约下实现。在历史发展的视角下，学校教育的历史发展，就是不断建立制度、完善制度的过程，学校教育就是制度规范后的“教育”，是教育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这一点，经过伊利奇式的大批判，经过《学会生存》对之的反思，已经成为当代学校教育研究中无意识的“前见”。无论是在教育理论中，还是在学校教育实践中，“制度”与“学校教育”紧紧相连，因而“制度化教育”与“学校教育”往往被人在同一的意义上使用。 从西方的教育研究来看，《学会生存》已经意识到“制度化教育”的弊病，但是并没有沿袭伊利奇式的极端思路，而是采取一种辩证的探讨方式：“它一方面要对现行的教育体系加以改进。另一方面，在这些现有的体系之外，还要提出可供选择的其他途径。所以这种立场显然既不同于仍被现有教育结构所束缚的那些人的老办法，也不同于梦想教育结构发生巨变而毫不考虑其现实与可能，因而使自己陷于未知之境的那些人的做法”。该报告通过强调“终身教育”和“学习化社会”，试图整体改善教育质量。尽管它没有提出具体的学校教育改革建议，但它显示出的建设性的思维方式，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另一种态度，是以存在主义教育思想为代表，并为批判教育学、后现代教育学所继承的“批判”线路。在生存论现象学（existential phenomenology）看来，“学校是公共机构，程度不一地具有官僚主义特征；教与学是日常程序性的活动，俨然以其社会功能（social roles’）为特征”。以强烈批判“单向度的人”为特征的存在主义教育学、批判教育学等，自然会对这一“社会机构”大加批判，并由此提倡“对话”、“批判”、“解放”。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将学校与监狱、军营相提并论，认为“学校教育”对时间与空间的分配、严密的“筹划”活动已经成功地构成对人的严密控制，并以“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作为“规训”的手段。人在这一控制系统中收获了“驯顺的肉体”。这一思路，以一种极端的态度和批判性的思维，尤其是以一种颠覆性的提问方式，解构了世界的表面的“合理性”（实际为一种“合理化”，一种“知识与权力”的勾结、一种“控制”、一种“社会再生产”、一种“单维化”），表达着对人的“自由”的关注与珍爱，更显现了学校教育自身改革的紧迫性。福柯叙述与论证的酣畅淋漓，常常会震撼我们，使我们在目瞪口呆的同时就接受了他的结论。但本书认为：这并不是学校教育的全部，更不是我们今日研究学校教育价值取向所采用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重新面对“学校教育”，追问它的存在价值与可能的意蕴。 从上述的介绍来看，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对待学校教育中的制度的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结论。我们的目的不在于进行评判，而是要回到问题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差异？研究者自身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观念系统，研究者进行研究是所运用的前提性的观念，已经以“前见”的方式而存在，而研究者本人却可能没有进行自我反思。对此，我们就不可能直接挪用别人的研究方式、套用别人的研究结论，而需要保持对他人研究的反思，尤其需要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在研究什么？自己在何种语境、前提、基础上进行研究？自己研究的结论需要哪些支持性的条件？ 在我国当代教育研究中，对制度化教育的弊病，学者们已经予以较多的关注。这对于我们反思“制度化教育”所造成的机械的教育方式、沉闷的教育氛围，有极为重要的警醒作用。陈桂生教授以“制度化教育怎么啦”而发问，结论是：“1、它以所谓杰出人才论为指导思想，是一种旨在造就与选拔杰出人才的教育体系，称为英才教育”；“2、以成套制度、密集规范构筑起来的封闭的教育壁垒，固然可以保证吸收一批较为优秀的学生，而在客观上排斥了这个体系以外为数众多的青年分享这种教育机会，其中包括对已经受过一定正规教育的人重新回归正规教筑起来的封闭的教育壁垒，固然可以保证吸收一批较为优秀的学生，而在客观上排斥了这个体系以外为数众多的青年分享这种教育机会，其中包括对已经受过一定正规教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