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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历史上改革认识改革，古人称之为“鼎新革故”，即“布新猷，除旧政”，或者叫作“变法乱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除旧布新，打破常规。它意味着对原有的权力配置、利益关系、社会秩序乃至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进行新的调整。改革往往会引发新的矛盾，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及时化解新出现的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就是保证改革顺利进行、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是实现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手段。这也是古人所说的要善于以“小变”求“不变”。古往今来，无数历史事实证明，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只有找到三者之间关系的结合点，稳妥处理好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历史上，历代改革家在改革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经验，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首先，改革要配套。金世宗完颜雍的改革与元世祖忽必烈的改革，可以说是成功的例子。金世宗的改革，不仅促进了金朝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最后完成，而且保存并促进了中原地区的封建文明的发展，出现了“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金史“小尧舜”的美名。元世祖忽必烈“附会汉法”，不仅使北中国从前四汗（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时的疮痍满目逐渐走向大治，而且迅速统一了全国，实现了“廪有余粟，帑有余财”（《至正集》卷77），使元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强大的国家。然而，历史上也有不少次改革，并没有针对时弊配套进行，而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单打一式地推进赋役制度改革，结果无法克服当时日益积累的社会矛盾，甚至导致国家四分五裂。唐德宗任用宰相杨炎推行的改革，就是突出的例子。众所周知，中唐以后，唐王朝陷于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一方面，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上，初唐为控制地方所设置的监察区性质的“道”和军事防御区性质的“道”等中央派出机构，到唐中朝互相结合，演变成拥有一方行政、军事、财政大权的割据势力，造成藩镇割据，并且导致了有名的“安史之乱”。到唐德宗时，又爆发了成德节度使李维岳、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纲、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联合起兵抗唐的“四镇之乱”。藩镇割据与唐中央统一的矛盾，是当时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导致了均田制的破坏，贫富分化更加悬殊，大量均田农民破产，变成流民，“天下户口，什亡八九”（《资治通鉴》卷226）。这样，自初唐以来一直实行的按丁征课丁税的赋役制度――租庸调制，实行不下去了。由于国家控制的户口骤减而使国家减少了收入，造成严重的财政危机。这是当时又一重要的社会矛盾。在这两种危及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的矛盾面前，唐德宗却没有实行相应的配套改革，而是只抓钱粮，由杨炎主持两税法的改革，即按田地、资产征收夏秋两税。两税法的实行，使赋役负担趋向合理，政府也因此增加了收入。这在中国税制史上是一次重要的改革。它简明易行，历代相沿，至明初而不改。尽管税制改革很成功，但却不可能化解政治上的藩镇割据与中央统一的矛盾，致使社会动荡不已，唐王朝国力日渐衰败，最终导致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的出现 其次，改革要循序渐进。著名的商鞅变法，就是分步进行的。公元前359年开始的第一次变法，以推行什伍连坐法、颁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则“倍其赋”，赏军功、禁私斗、崇本抑末、实行“尊卑爵制等级”为内容的改革，经过实践，取得显著成效，秦国变得“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在此基础上，于公元前350年开始第二次变法，以“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以上见《史记、统一赋税、统一度量衡等为内容的改革。它是第一次变法的进一步深化。两次变法的结果，使原来落后的秦国，在短短二十年间由弱变强，从而为其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由于急功近利导致失败的例子，则以清末光绪皇帝主持的维新变法最为典型。自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颁布“定国是诏”开始正式变法，重用康有为等维新人物，力图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除旧布新。不过，光绪皇帝推进改革的办法，是靠发布谕旨。有时一天竟多达十几道，反映了他变法的急切心情。据统计，在“百日维新”期间，他一共发了110道谕旨、诏令。但光绪皇帝靠这种急风暴雨式地颁布谕旨推进改革的做法，没有收到什么实效。当然，导致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未从根本上触动专制主义政治体制，而朝廷内外的要害部门均控制在以慈禧太后为后台的顽固派官僚手里。然而，在改革过程中，他急功近利，只务虚名，不求实效，又不能不说是促其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 其三，改革必须处理好均衡与发展的关系。在改革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如果贫富严重不均，会造成犯罪增加，使社会重新陷于不稳定状态，甚至引发动乱。汉武帝任用桑弘羊进行改革，实行边郡屯田政策，分军屯和民屯两种，规模相当大。边郡屯田，有很多优惠政策，收到很好的效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