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帮政府带孩子了.docVIP

我帮政府带孩子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北京的天空正在酝酿第一场雪的时候，阳光下的广州仍是一如既往的温暖。 信力健迎着这夕阳，不缓不急地走在白云区的一个小区里，但就在他准备走进该小区的配套学校——信孚教育集团旗下的黄石学校时，门卫挡住了他，他的助理跟上来解释说：“让他进去吧，他是信孚的老总。” “不能怪这新换的门卫不认识我，我一个多月没有来这所学校了。”信力健挠了挠头，笑容里似乎有点不好意思，但却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我是超然老总，学校是完全交给各学校校长管理的。” 的确，作为下属２０所学校的教育集团老总，本该无比忙碌的信力健无论何时都显得异乎寻常的洒脱而悠闲。 “我与教育局是委托代理关系，是自带干粮帮政府带孩子。” 信力健所去的黄石学校是白云区一个小区的配套学校，１９９７年时，区教育局在同时建好了两所学校后，就把其中初建好的一所学校交给了信孚。“就像一个人生了两个儿子，自己养了一个，把另一个给了我！”信力健开玩笑说，“我与教育局是委托代理关系，教育局是这所学校的生父，我是养父，我等于是捐了一个校长，然后自带干粮帮政府带孩子。” 据说另一所学校启动时已花了大概１０００万，加上新建的教师宿舍，每年１００多万的支出，６年来政府已投入到那所学校近５０００万元。“这所学校就是我领养的一个公办学校，因为我们的收费和公办学校一模一样，也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完成了小区学龄儿童的正规教育任务，但我们没要国家一分钱。”信力健介绍说，信孚采用这种方式和白云区合作的学校已达７所，一年为政府节约大概５０００万元左右，“就相当于我每年纳税５０００万。”对这一涉及教育效益和成本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好像还没有深入地展开探讨。 在黄石学校的办公室里，信力健环顾着办公室里的书架、电脑等办公设备，踏一下脚下的地板，摁一下墙上的吊灯开关，语气里很有点自言自语的味道：“其实要算花在这所学校的费用很困难，如果没钱赚，这所学校很难办下去，如果说有钱赚，那也都变成了这些设备。而且为改建校园，逐渐添置东西，我们已先后投入了几百万。”看着窗外掩映在绿叶红花之下的亭台轩榭，记者已是很难想象出当年毛坯校园的模样。 “但我最大的收益是赚到了为社会服务的机会，赚到了办学的权益，赚到了我的教育思想的推广，也赚到了我办学规模的扩大。”信力健笑得憨厚而充满智慧。 走过这所学校的各个教学班，记者注意到每个教室后部的内侧角落里都有一张教师办公桌，学校刘校长解释说：“在我们的学校，班主任是在班级里办公的，这样和学生接触的时间就长了，可以随时有选择地关注学生。“蹲”下来的教师就能和学生在同一个层次上，成为学生学习的合作者。” “不仅如此，黄石小学人数少，可又在原来已设双班主任的基础上，增加外籍班主任，这样一文一武、一中一外，六年循环一次。”信力健认为，这样做会更专注学生作为“人”的成长，使不同家庭背景下的学生都能按照学生自己的步伐前进。“过去我们的班主任都是轮番上阵，就像在车间里一样，每人一道工序，这是把学生当作产品，是违反教育规律的。当然，这与办学者的目标定位和个人素质有关。” 的确，作为一个培养人的事业，教育其实对办学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我们当前社会的资源配置似乎出现了一个错位：很多有文化的人没有钱，许多有钱的人却又没文化，又有钱又有文化的人一般又不考虑办学。“在国外，知识分子的薪水是非常高的，各行各业的优秀分子才会去做教师。校长的工资、地位未必比总统的高，但他是培养总统的，总统教学不行校长也不会让你呆在学校里，但我们做不到这一点，这是中国很值得思量的一个问题。” 信力健对此颇为感慨：“应该让真正有钱的人去办学校，让最优秀的人去从事教育。” “素质不高的国民就是国家的负资产，我办学就是要办培养优秀国民的国民学校。” “信孚教育集团现在中、小、幼一体化，从孩子三岁启蒙学做人就开始教育，并且把民族文化放在比较重要的位置上。”在自己一面书墙的办公室里，信力健的目光掠过每一册书的书脊，“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排斥域外文化，信孚最大的希望是能培养一种多才的、能够在国际环境下生存和工作的人，他的文化应该是开放的、多元的，无论同白人、黑人，还是同欧洲人、美洲人都能够在一起工作。”为实现自己的这种理想，让更大范围的学生能够按照自己的步伐前进，让更多的孩子从小就享受到信孚对“人”的成长的关注，信力健一口气办了１２个贯彻他这种理念的幼儿园。信孚慧雅幼儿园就是其中一例。 这个幼儿园原本隶属于广州市手表厂，但没有教育优势的企业不可能提供较高水平的幼教。由于本厂的学生很少，作为体现厂里职工福利的幼儿园又无法向社会开放，手表厂每年都要给予它很多补贴，幼儿园成了厂里的一个沉重的经济包袱。 １９９６年，信力健将这所幼儿园以每月２万元的房租纳入信孚旗下，然后重新从社会上聘请了优秀教师，开始面向包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