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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对现代中国音乐影响
辛亥革命对现代中国音乐影响摘 要:“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以及绵延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族第一个民主政权。辛亥革命中产生的新思想,与辛亥革命前的各种新思潮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文章试图从梳理目前我国学界对辛亥革命与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认知入手,探寻中国新音乐产生的思想-文化基础
关键词:辛亥革命;新思想;新思潮;中国新音乐;影响
中图分类号:J60-05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1.04.003
作者简介:冯效刚(1955~),文学博士,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南京 210013)
收稿日期:2011-08-28
今年正值“辛亥革命百年”,国内学界各领域纷纷撰文纪念,阅后,对辛亥革命催生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观点颇赞同。同时,一个想法跃入笔者脑海: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音乐的诞生有无关系?是何关系?带着学习和寻求现成答案的初衷,查询了“中国知网”,却未发现一篇以此为标题的文献。何以如此?是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音乐的诞生毫无关系?还是因为“辛亥革命与中国现代音乐”这个问题没有研究的价值?带着些许疑惑,我们拜读了一些文献,还是感到这个话题有关注的必要。为此,笔者将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一些并不敢言成熟的体会谈出来,就教于方家
一、辛亥革命与中国新音乐
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历史,更不能脱开那个时期的大历史环境看音乐艺术的发展。因此,笔者试图从梳理目前我国学界对辛亥革命与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认知入手,探寻中国新音乐产生的思想-文化基础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改朝换代”的政治运动,推翻了满清王朝以及绵延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中华民族第一个民主政权。人类发展史上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是在一种新思想的引领下展开的,“辛亥革命”也概莫能外。辛亥革命中产生的新思想,与辛亥革命前中华大地上的各种新思潮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作为中国社会先进群体的知识阶层,就一直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作为首要危机。中国先进的近代知识分子都在思考:泱泱“天朝大国”何以竟败于弹丸之地的“夷蛮”?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的有识之士还只承认西方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其精神文化有害无益;直到“洋务派”中的少数人开始以平和心气评判外来精神文明时,才出现了某些跨越技术、工艺层面的思考,主张“通商贾之气”,补国家“元气”和“血脉”[1];这种“借法自强”的思想猛烈冲击着“华优夷劣”的意识,对整个中华民族具有自我理性认识的革命性意义
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政治改良运动――“戊戌变法”轰轰烈烈地引起了国人的关注。然而,这场政治改良运动由于缺乏真正新思想的有力支撑,必然难逃失败的厄运。伴随着西方现代文化大规模涌入中国,“改良派”中的一些先进分子突破了“中体西用”思想的藩篱,意识到“国民性”这一精神文化深层结构的问题。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2]这三大主张,并明确指出:
盖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发生滋大者,必其地肥硗燥湿寒暑,与某种族最宜者而后可。否则,萎矮而已,再甚则僵槁而已。[3]
“戊戌变法”失败这一惨痛教训也令梁启超意识到:
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特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4]
此说中所提到的“国民特具之特质”、“独立之精神”,即是他当时对新“国民性”的认识,并且强调:“变民风”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5]。由此可见,这时先进的“改良派”已经开始悉心探索当时中国的国民性改造问题,公开鼓吹这一主张,将此作为立国、救国之本
“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孙中山饱受西方文化影响,受到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高举“以唤起民众,振奋国民精神,达到振兴中华”[6]为目的的大旗,以无所畏惧的气概确立了“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7]的革命目标,使“辛亥革命”成为在新思想引领下的民主政治运动,从而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功。此后,一切“复辟”、恢复封建帝制的企图都莫不归于失败①
通过对辛亥革命前后各种新思潮的大致梳理可见,当时中国知识界的先贤们在反省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命运时,“洋务运动”提出的主张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文明②;先进的“改良派”提出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只有靠自身强大;“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建设新社会必须破坏旧社会的逻辑出发,以唤起民众,振奋国民精神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对当时中国国民性的改造③必然成为救国的首选。于是,创造新“国民性”进入中国近代知识界的视野,它预示着中华民族一个更加深刻、持久的自我反省时代即将到来
“改造国民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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