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种律文的颁行年代谈《二年律令》的“二年”问题 .docVIP

　　从三种律文的颁行年代谈《二年律令》的“二年”问题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初墓葬里，发现了1000多枚竹简，其中包括亡佚已久的汉律。由于首简背面有“二年律令”四字，因以名篇。但是有关《二年律令》的颁行年代，即“二年”问题，学术界还存有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是指吕后二年。李学勤先生，原整理者主此说。其证据主要有三：一、与《二年律令》共存的历谱所记最后年号是吕后二年[1]。二、《二年律令·具律》有优待吕宣王及其亲属的法律条文，而吕宣王是吕后于吕后元年赠与其父的谥号，这种律文到诸吕被诛，文帝即位后一定要被废除[2]。三、《二年律令·津关令》有优待“鲁侯”的规定。鲁侯为吕后外孙鲁王张偃。鲁国置于吕后元年[3]，文帝元年废为侯。鲁王享受的种种特权只有在吕后执政时期才有可能[4]。 由于同出历谱只能用于判断《二年律令》的年代下限，有“吕宣王”和“鲁侯”字样的律文也有可能是吕后时所追加[5]，所以“吕后二年”说引起部分学者的怀疑。 张建国先生根据《史记．萧相国世家》 “汉二年， 汉王与诸侯击楚，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 《汉书．高帝纪》“（汉二年春正月）赦罪人。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汉社稷。施恩德，赐民爵。蜀汉民给军事劳苦，复勿租税二岁。关中卒从军者，复家一岁。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徭戍”，“（六月）壬午，立太子，赦罪人。……兴关中卒乘边塞”等文献记载，认为汉王二年萧何曾经制定汉律，《二年律令》之“二年”当指汉高祖二年[6]。 曹旅宁先生在张文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张家山汉墓竹简共有二十九条有“盈”字，不避汉惠帝刘盈之讳，《二年律令·秩律》不见“安陵”（惠帝陵）若干石等记载，认为制定的时代一定是在汉惠帝元年之前[7]。 因而要廓清《二年律令》的“二年”问题，必须从律文的内在逻辑联系中，寻找新的年代证据。我们通过对《钱律》，《捕律》，《秩律》三种律文颁行年代的分析，认为此“二年”只能是吕后二年。 一、《钱律》的颁行年代在高后二年七月以后[8] 《二年律令·钱律》： 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知），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 （简197－198） “钱径十分寸八以上”，整理者注：“十分寸八，即十分之八寸。”说可从。秦汉衡制十分为一寸，“钱径十分寸八以上”指钱的直径在八分以上，此即是吕后二年七月币制改革所行用之“八铢钱”。 《史记．平准书》：“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于是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约法省禁。” 注引《索隐》顾氏按：“《古今注》云‘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又“《集解》《汉书·食货志》曰：‘铸榆荚钱。’ 《索隐》《食货志》云‘铸荚钱’。按：《古今注》云榆荚钱重三铢，《钱谱》云文为‘汉兴’也。”高帝时由于物质匮乏，供币量不足，允许民间私铸钱。轻钱通行的结果，见《史记．平准书》：“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物，物踊腾粜，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可见通货膨胀严重影响了汉初政权。 高后时先后对币制进行了两次改革。第一次在高后二年七月，废“荚钱”，改行“八铢钱”，并禁止民间私铸[9]。《汉书．高后纪》： “（高后二年秋七月）行八铢钱”。 注引应劭曰：“本秦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即八铢也。汉以其太重，更铸荚钱，今民间名榆荚钱是也。民患其太轻，至此复行八铢钱”。此实重八铢，钱文仍作“半两”。与《古今注》“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比较，“钱径十分寸八”正重八铢。这说明《二年律令·钱律》所指的“钱”就是“八铢钱”，《二年律令·钱律》的颁行年代当在高后二年七月或稍后，但不得超过高后二年。 高后六年又进行了一次改革，这次改革减轻了铸币重量，仍由政府掌控铸币权[10]。《汉书．高后纪》：“（高后六年六月）行五分钱”。五分钱即指钱径十分寸五，重五铢。这显然不符合《二年律令·钱律》的规定。所以我们认为《二年律令·钱律》的适用时间当为高后二年七月至高后六年六月。 《二年律令·钱律》的完全废除在文帝五年[11]。《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文帝五年“除《钱律》，民得铸钱。”《汉书·文帝纪》：“（五年）夏四月，除盗铸钱令。更造四铢钱。”注引应劭曰：“听民放铸也。”又“文帝以五分钱太轻小，更作四铢钱，文亦曰‘半两’，今民间半两钱最轻小者也。” 《汉书·食货志》有一大段同《二年律令·钱律》相关的文字，现摘抄如下： （文帝五年）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贾谊谏曰：“法使天下公得顾租铸铜锡为钱，敢杂以铅铁为它巧者，其罪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