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境遇看教育创新困境 .docVIP

　　从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境遇看教育创新困境 [摘要]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是由于教育制度供给不足和内部合法性危机而引发的一场教育创新。然而在创新过程中，高考选拔制度所形成的刚性“制度丛”限定了变革者的路径选择，人们对教育公平的制度期待也使得校长不敢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同时，校长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认知使他们只能象征性地采纳创新。因此，只有鼓励变革者迈入具有风险的创新领域。并逐步实现创新的合法化，才能最终实现变革的初衷。 　　[关键词]北京大学；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高考选拔制度；教育创新 　　 　　2009年11月8日，北京大学正式公布了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按照规定，获得推荐资格的中学可以由校长直接保举优秀毕业生进入北京大学面试，面试合格者可以在高考录取时获得降低30分的优惠。此举一经出台，即刻招来非议。尽管教育部出面肯定了北京大学的“有益尝试”，然而公众对它的忧虑丝毫未减。据一项网络调查，近七成网友对校长实名推荐制表示反对。面对舆论和社会的压力，中学校长在推举优秀学生时也不得不依据传统的考试成绩，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改革设者的初衷。对于获得推荐资格的学生，即便没有校长的实名推荐，也照样可以进入北京大学。当改革变得可有可无时，我们就不得不对这种近乎闹剧的行为作出深刻反思。到底是什么使得校长实名推荐制形同虚设，北京大学锐意进取的教育创新是否真的就要折戟沉沙?现实的困惑迫使我们必须从学校教育创新背后的制度力量作出解释。 　　 　　一、合法性危机：校长实名推荐制的动力机制 　　 　　现代学校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受制于所处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校组织是一种制度化的组织。“所谓的制度化组织是处于社会环境、历史影响之中的一个有机体。组织的发展演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和周围环境不断地相互作用下不断变化、不断适应周围的社会环境的自然产物。”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新制度通常是行为主体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而制度经济学家也将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因此，制度变迁的动力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环境的要求，二是组织成员的行动。 　　 　　(一)外部合法性危机：制度供给不足 　　校长实名推荐制并非空穴来风。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人们对创新人才的呼唤日益强烈，国家决策者也将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上了重要日程。胡锦涛总书记对“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期许，温家宝总理对“钱学森之问”的忧思，都反映出创新在国家层面已经成为普遍的价值取向。可以说，突破体制束缚、实现自主创新从未像现在这般迫切。在社会制度规范发生转变的情况下，人们对教育系统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并将教育创新纳入国家的创新战略之中。执中国高等教育之牛耳的北京大学自然就肩负起更大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使命。然而，创新人才的培养必然依赖于一个相对宽松、多元共生的教育评价体制，而这种制度的供给不足也使得人们再次将高考制度推向台前。校长实名推荐制正是试图在传统的招生体制之外为某些偏才、怪才开辟绿色通道，形成不拘一格的人才选拔机制。 　　因此，从制度环境上说，面对国家对创新人才的需求，现行的教育评价制度出现了供给不足，从而直接引发了行动者的变革动机。概而言之，在一个开放的组织环境中，校长实名推荐制迎合了外部制度环境的要求，是为解决制度供给不足而发起的一项教育创新。 　　 　　(二)内部合法性危机：组织身份认同 　　组织变革常常是源于自身的合法性危机。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一个组织在复杂的关系网络中处于特定的位置，并相应地扮演一定的角色。此类制度安排在某种程度上限定了组织的行为，当组织未能按照制度的要求去扮演特定的角色时，就必然遭遇合法性危机。作为国之翘楚的北京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总是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长期的文化传统也造就了北京大学“舍我其谁”的豪情。这种制度规范和习俗使人们对北京大学形成了相应的角色期望。然而，在大学自主招生方面，北京大学改革的步伐却相对缓慢。校长推荐制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已经在上海的几所高校开始试行，在创新人才选拔上北京大学显然是晚了一步。2009年，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试行的五校联考更加剧了北京大学的危机感。不管组织内部还是外部，北京大学的合法性已经开始动摇。面对外部的期望，北京大学未能在招生改革中走在前列，因而长久以来形成的光环开始消退，人们似乎慨叹北京大学已经今非昔比。面对外部的合法性危机，北京大学内部成员也产生了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社会制度和规范的期待迫使北京大学必须进行改革，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性。 　　北京大学试行的校长实名推荐制是在当前制度环境中维护其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北京大学的改革具有象征意义，它昭示着北京大学的推荐制至少在“实名”方面尚属国内首次，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