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宪政参与到协商民主：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回溯及思考 .docVIP

　　从宪政参与到协商民主：我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回溯及思考 [摘要]回溯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历史进程,从宪政参与到协商民主的发展是一个极为曲折的过程。宪政机制下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主要通过政党与法定社团,这在一定时期内保证了公民参与的有效性。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面临多元分化的政治背景和社会现实,利益多元强化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难度;传统政治参与方式抑制了公民参与的主体意识;精英决策和法律模糊又极大地限制了公民参与的权限。为此,有必要引入新兴的协商民主理念,结合我国的政治环境进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实践。 [关键词]政治参与;多元梗阻;协商民主政治从本质上看是大众的事业,只有公民积极参与,才能把政治文明建设好。公民的政治参与,最大的政治功能和价值在于通过影响政府的行政和决策,使国家政治体系的运作避免或减少对“公意”的可能的偏离。“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1]它是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公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选择范围,体现着政治关系的内容。政治参与对于政治民主而言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工具。考察现代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政治民主的正常运行有赖于政治参与。政治参与的扩大和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由于政治参与活动给予了普通公民以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使得最大多数人能从中获得好处。由于政治参与活动增强了公民对自身尊严和价值的认识,很多政治学家都给予政治参与以极高的评价。以卢梭、密尔、杰弗逊为代表的古典民主主义者就主张参与民主理论,认为政治参与是社会活动和创造力的源泉,是抵制暴政强有力的工具,是集中集体智慧的重要途径。正如亨廷顿所言:有利于民主的社会、经济和外在条件的出现绝不足以产生民主。政治领袖必须去造就民主,去采取行动,这样才有可能导致民主的出现。政治领袖不能在民主先期条件欠缺的地方贯彻其意志和技巧去创造民主。创造民主的条件必须存在,但是只有政治领袖愿意冒民主风险时,民主才可能出现。[2]我国传统的政治参与正是在建国初期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领袖们构建的宪政框架指导下不断进行和发展着的。一、历史回溯:宪政机制下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图景政治参与是近代政治的概念,是政治文明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差别,在于政治参与的规模和程度。伴随着社会经济现代化,政治参与也扩大了,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水平越高,其政治参与的水平也就越高。我国的政治参与发展历程证实了这一理论。宪政是民主政治的最有力保证和最严密的制度体现。由于民主理论和一般民主制度自身的不足,选举产生的政府也存在专制的可能,因而,民主政治和人民主权原则都不可能得以真正实现。只有用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公民权利和实现人权为宗旨的宪政理论与民主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即在实行一般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宪政,才能有效地协调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保证宪法所规范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良性运行。当然，宪政也并不等于民主,二者的侧重点和内涵是有区别的：民主强调的是权力的归属,宪政强调的则是对权力的限制；民主的重心在于公民的政治参与,宪政的重心则在于对公共权力的有效限制;宪政固然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和基础的,但宪政并不等同于一般意义的民主政治,而是一种更高形态的民主政治。为此,在建国之初,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就注意到了宪政和民主的区别,高瞻远瞩地确立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原则是人民当家做主。我国宪法第2条第3款就规定:“人民按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建国之初就被确立起来,成为我国公民宪定政治参与的根本途径。此外,植根于中国独特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资源之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党派团体之间进行民主合作的一种制度安排,也为我国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又一重要渠道。毋庸置疑的是,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必然要受到政治自身因素的影响。从本质上讲,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质对政治参与有重大影响作用。但仅就政治运行而言,直接对政治参与发挥作用的因素主要有选择制度、政党制度等。[3]在中国,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它创建了新中国,同时也创建了中国的国家组织,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领导力量,也是中国政治稳定的基本组织力量。[4]参与政党和社团,是我国政治参与的一种主要方式。目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党员7000多万,还有不少的人加入民主党派。我国的政治社团主要有共青团、妇联和工会,其成员更是不可胜数。宪政体制下的这些机构设置构成了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的主体图景。通过参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加入中国共产党或者其他的民主党派、进入政治协商会议、成为法定社团的成员等渠道,我国公民在一定范围内实现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