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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生了三五个 　　半年前，我的老表到市里来找他儿子。他儿子从一家私立电脑学校跑掉了，老师打电话通知家里说是有一个星期没来上课了。我老表这个儿子我见过一次，标准的不良少年。黄中带绿的头发，穿一件印着骷髅的PU夹克，我跟他爸说话的时候他一直低头玩着手机。 　　我问他在学校的情况怎么样，他一副带理不理的样子。他爹觉得很没有面子，怒斥他道：“再玩我把你的破手机掼掉！”他儿子微笑着把手机递过来说：“你摔吧！摔了你给我买个好的。”然后父子俩怒目相对，互相盯了有一分钟的样子。我在旁边劝道：“我们大人说话他一定觉得无聊，你让他玩吧！你年轻的时候不比他还炸毛，记不记得有一回你把姑爷吃饭的小桌子给掀翻了？”老表说：“五个孩子，就数他不省心。在他身上花了不少钱，到现在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担屎。”他儿子听到说他，把身子扭到一边，掀起眼皮看他一眼，然后低头继续玩手机。 　　我这个老表跟我同年，小的时候我上他家去玩。晚上一起睡觉。半夜他拿着一枝极粗的手电去掏麻雀窝。我一觉醒过来，他就掏了几十只麻雀放在网袋里；抓鱼也是一把好手，每年我姑妈都要腌几条青鱼带到城里来，说是我老表抓的。我老表什么都好，就念书不行。上到初二就死活不愿意到学校去了。问人借了一点钱，买了一辆加重自行车，跟着村里人出来贩菜，一骑就是几百里路。没过多长时间就听说他要结婚了，说他把人家姑娘肚子弄大了，不结不行了。我爸说那你就代表我回老家去喝喜酒。喝喜酒的当天他老婆在医院给他生了一个女儿，他脸色很不好。那天晚上酒喝多了，又吐又发酒疯。并且当着全村老少发下重誓说：“不生个儿子绝不收兵！”这以后他就开始了漫长的生儿子战争。 　　这以后隔年一个，头两个我们还回去喝满月酒。后来生得我们亲友团都麻木了，有老家来人就托他们把份子钱带回去了事。我爸愁他日子怎么过，有时在家嘀咕说：“他才比你大一岁，就要养这么一大家子，我想起来都替他头皮发麻。”后来听说乡下查计划生育查得紧，超生的一律扒房、抬柜子、抢粮食就更为他着急。那几年我回乡都没有看到他人，我大姑说跑到扬州躲计划生育去了。我问我大姑他现在靠什么生活？我大姑说在那边弄了个菜摊子，天不亮上批发市场批菜，批回来后他老婆看摊子，他自己跟几个老乡到建筑工地帮人干小工。我对大姑说：“你们就不能劝劝他让他别生了，这多累啊！”我大姑说：“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他心气高得要命，生了这么多也没个儿子。在农村跟人一吵架，人家就骂他‘焦尾巴梢子’，你想想他受得住？我跟他说这人强强不过命。现在都四个了，还要养。计划生育的人来了，找不到他们天天跟我磨牙。现在老三、老四还放在我们这边，我跟计生办的人说了，你看哪个不顺眼掐死一个得了。” 　　等他们生到第五胎的时候终于生了一个儿子。我们都替他松了一口气，说：“这回好了！终于有儿子了。”现在他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带着一窝孩子荣归故里。就像我大姑说的那样，乡里计生办再混蛋也不至于掐死他两个。他在当地的房子早就被扒了去，最大的资产就是他们家的五个孩子。一个比一个矮，手拉手站在那里连我认起来都费劲。以海字作为标识，老大海鸥，老二海燕，老三海鸿，老四海鸽，老五叫个海鹏。海鸿和海鸽在家里养到四五岁实在养不起就送人了。据说后来还想“认”回来，但是抱去养的人家和孩子都不干也就作罢了。 　　老大念到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在上海一家服装厂。老大能吃苦做事又踏实，从小在家没有享过一天福，年年把挣来的钱交给家里。以前在外地跟着父母躲计划生育的时候帮父母照料摊位，小小年纪非常能干。有一回我看到她带妹妹玩，我给她和妹妹一人一块糖。妹妹吃完劈手就把她的夺过去，她也只是笑笑没有吭声，有一种超过她这个年龄的成熟。她爸爸从外面把菜兑过来，她也不要人喊就蹲在地上帮她妈妈捆菜。 　　我问她在上海还好吗？她说还好，我问她想不想家。她点点头说：“才去的时候想家，后来忙起来就不想了。”我问她厂里生活怎么样？她说比家里好。我问她做的衣服是什么牌子的，她说自己也不知道。反正是出口的，据说在外国卖得很贵很贵，做活的时候手上都不能有汗，她说她们厂里天一热就开空调，怕工人手上的汗把衣服弄污了。 　　老五因为是个儿子，在家里被骄纵得跟龙蛋似的。因为老大在外地打工，老三、老四送人了。老二就顺其自然被他当成了小随子。早晨一起来站在床上就喊：“姐姐――穿衣服。”老二不管在干什么，马上过来帮他穿衣服。他只是把手张着，像皇上等着上朝一样。任其二姐围着他转来转去，等他二姐低头帮他把鞋带都系好了，他又要骑大马。二姐说我要上学了，等回来骑大马好不好。“不行！”马上把鞋子蹬掉，顺地打滚。他妈就过来给她一耳掴子，“好好的你又把弟弟带哭了干什么？家里多少事也不想着帮我干干。弟弟要骑大马就让他骑一会。”老五骑了一会说：“这个马不好，把我的刀拿出来。你跟我打仗！”这个场景我老表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估计在他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