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联合,并非为了公共利益.docVIP

媒介联合,并非为了公共利益 　　政府应该做什么来确保大众媒体系统继续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是单单服务于媒体集团及其股票所有者的商业利益?没有哪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会否认目前新闻界正在经历着快速而不稳定的变化。写于五十多年前的《哈钦斯报告》曾经长期是新闻业的显著规范,它可以证实当前新闻业的变化。但是,在过去十年里这种变化的步伐已经发生了偏差。伴随着新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给每个以信息基础为依托的行业带来了深刻变化,新闻业也发生了飞速的变化。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变化带来的结果是好还是坏?这个答案取决于我们。 　　对于广播新闻来说,如果我们沿着走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老路继续走下去,那这个答案对这个行业和这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利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甚至在此之前就有迹象表明,我们中大部分人相信的公共政策在广播新闻报道中发挥维护公共利益的作用已经失效了。当时我们被告知我们的媒介监管需要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于是他们给我们任命了一个新的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此人认为电视不过是“配着图片的烤面包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结果证明他就是用公共利益烤制面包的那个人。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做的,在高层他有一批同谋者。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我们曾经衡量一个广播电台是否维护了公共利益的清晰标准开始失去力量,电台的所有者不再与公民商议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节目。他们也不再被要求报道民主所必需的有争议的议题和对立观点。他们不再需要每三年审核一次,并在执照重审时说明对公共服务的贡献。现在,他们所做的就只是偶尔发过来一张明信片,而我们甚至也没有打开公共文件看看他们正在干什么,甚至我们还多此一举地把节目制作和播放的限制去除掉,为媒介联合企业控制广播媒介整个流程开辟了道路。 　　媒介联合的海啸瞬时而至。对所有权的限制放松了,媒介巨头们鲸吞蚕食着地方电视台。现在我们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了,要么关闭要么被砍掉,所以娱乐被当作新闻,同质化的娱乐节目和全国性的音乐节目充斥着节目单,而几乎没有对地方人才、地方音乐和地方创造力的报道。很多媒体娱乐我们,而我们却没有使媒体更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国家正在为四分之一世纪的政府不作为和媒体不负责任付出沉重的代价。 　　但是那些对于媒体巨头和他们高层的朋友来说仍然不够。他们想要的更多,他们差点就得到了。2003年,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迈克?鲍威尔,不顾我和同事乔纳森?安德斯坦的强烈反对,强行通过了一项新规定。这个规定允许一家公司可以至少拥有三家电视台、八家广播台,可以垄断本地的新闻报纸和有线电视网,甚至可以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我想问的是:这样一来,地方和社区的利益如何得到保障?新闻报道的独立性何在?监督何在?他们如何为本地有才华的艺术家服务? 　　谢天谢地,三亿美国人开始联系联邦通信委员会,表达他们对差点给国家带来灾难的新规定的愤怒。这次来自底层的两党合作发挥了明显作用,国会将反对记录在案,稍后联邦法院发现了这项规定在实质和程序上的错误,并将其发回重审。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媒体巨头一直推动对媒体放松限制,以便废除当前的限制条件,允许两头和三头对出版和广播的垄断。我已经看到了他们的呼吁,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在做不可能的事。 　　回顾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过去,看看当下,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首先,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媒介联合把传播仅仅看成是一项商业行为,并没有为大多数美国人提供更好服务的媒体系统,不仅没有带来新闻行业的复兴,反而导致了报道中更少的地方色彩,多种观点和所有制缺失,严肃政治报道越来越少,同时它能提供给记者的工作越来越少,而且这些后患还在增加。 　　其次,我们也了解到纯商业主义与高品质的新闻报道之间是难以结盟的。正如我的偶像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给普利策的信中所写的那样:“我一直坚信,我们的报纸不能只为计票室的大众利益服务。”对广播业也一样。这并不是说好的新闻报道一定不赚钱,我相信这两者之间一定能够找到最佳的利益平衡点。但是当法律不再要求电视和广播电台为本地社区服务,而被全国性的大公司所有时,观众和听众就成了被卖给广告商的产品。不仅罗斯福这样想,赫伯特?胡佛也说过:“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允许媒介在提供服务、新闻、娱乐、教育以及重要的商业目标报道中穿插大量的广告。’”也许我不该惊讶,这一次来自底层的关于媒介改革的呼声其实是两党共同推动的结果。 　　第三,我们常听到的关于“新闻已死”的说法通常被夸大了。即使我知道现在媒介企业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事实上大部分出版或者广播媒体相较于其他行业仍然是赢利的。传统的出版行业需要新的模式在互联网时代生存下去吗?他们当然需要。他们会去寻找新模式吗?我相信他们会的。与此同时,传统出版业与电视一样,仍然是大多数美国人获取新闻和信息的主要来源。在我的有生之年互联网不可能与报业在诸如调查性报道和广泛的全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