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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就喜欢诗 　　我从小就喜欢诗，可没想到这一喜欢就渐入痴迷，几年、几十年，初衷不改，恐怕这辈子都不会改。 　　诗与我的人生相依相伴，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尽管我的诗写得不多不精，但我更多的是喜欢读诗，读经典，读名篇佳作。每当读到高兴时便放声吟诵起来。 　　记得我最初接触诗，还是在上小学的时候，尽管读不大懂，但我觉得这字里行间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种很强的磁性在吸引着我。我的好奇心促使我去读诗，我想等我长大后再好好写诗，让我的诗也能流传下来。 　　当我出版第一本诗集的时候，我在《后记》里是这样写的：“发表一首诗是我十八岁的梦。出版一本诗集却是我孩提的梦。时至今日。当我三十五岁的时候，这种美好的梦才变成了金色的现实。欣喜踌躇之际，不禁使我想起了我的那些诲人不倦的老师；那些诚实可爱的朋友。我的诗情，便是在这种无私的教诲和热诚的友情中才款款而来，或是姗姗来迟的。我热爱生活，时常思索人生，也时常写点小诗略抒情感或引当自勉。我总觉得，人活在这个世上。总要有所思考、有所作为，决不能白白地来，白白地去。我热忱，我坦诚，我骄傲，我坚定，皆因为，我是北方黑土地的儿子。我的周身奔流的是滚滚不息的松花江的水……”诗歌创作给我带来了快乐，已成为我的一种精神寄托，也就是说生命中不能没有诗。所以，我总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将心里的感悟、切身的体验用诗的语言记录下来。 　　当我的第二本诗集问世的时候，我又写下了第二篇《后记》：“我的第二本诗集《苏宁之歌》终于伴随着雄鸡的歌唱问世了!这本诗集的出版对于我来说，是喜悦但更多的是沉思。苏宁离开我们已经快两年了，在这段时间里社会上曾出现过宣传的热潮，但后来不知何因何故这热潮渐渐地凉了下来。难道苏宁的光辉业绩也会像流星那样一闪而过吗？难道苏宁抛洒的热血竟被商潮淹没了不成？一种难抑的困惑缠绕着我的心头。党的十四大，又一次明确提出‘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这使我的心胸豁然开朗。愈是发展市场经济，愈需要精神力量。像苏宁这样勇于献身的杰出人才，不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吗!可以说苏宁精神在建设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具有极特殊的价值。歌颂苏宁，就是歌颂当代的雷锋；就是歌颂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就是歌颂改革开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我觉得我的这种说法一点都不为过。有人曾问过我，你为什么偏要写苏宁呢?我一时如梗在喉。因为这个问题三言两语是难以说清的。我想我写苏宁不仅仅因为他的事迹曾打湿我的眼眶，激动我的心灵。我觉得我写苏宁完全出自一种责任，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苏宁的出现是一种必然，他不仅属于时代，而且属于我们的军队，也属于当代青年。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骄傲。纵然有‘会当水击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的胸怀；纵然有‘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的气概。但自然法则是不可抗拒的。中华民族要在21世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地奋斗。因此，我作为一名青年工作者，宣传苏宁，歌颂苏宁更是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苏宁之歌的创作得到了著名诗人中流、李冰牧的指点，也得到了李琦等诗友的鼓励。这首诗见诸报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凤晕、省报社长张国昌也给予了师长般的关怀。这本诗集的出版，诚蒙多方关照，特别是出版社几位领导和编辑的热情支持。在此，我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我的诗力求倡导一种明朗清新的风格。但愿青年朋友们能够喜欢。诚恳地希望各位读者给予指教。”这篇后记是我在1993年岁首时写下的，那一年我调到了省委宣传部，接了凤晕老师的班。 　　由于工作岗位的便利，使我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作家和诗人，我觉得我的诗有了一点进步，这也是老师们对我的评价。其实我内心也明白，这种评价包含的内容很多，是一种鼓励，一种鞭策。因为我在部里分管文艺工作，自然对自己的要求也就高了许多。正因如此，我的用心换来了成果，中国作家协会终于接纳了我，吸收了我。鼓励和鞭策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便不停地写下去，关起门来有时忘乎所以，我好像就是一位诗人了。 　　诗人这幅桂冠太耀眼了，也太沉重了。我不敢说我现在就是真正的诗人了，但愿读者能给予我一个公道的定论。因此。我的第三本诗集又伴随着雄鸡的鸣叫面世了。 　　这篇《后记》是这样写下的：当我又一本诗集即将出版的时候，我没有为此而感到骄傲、感到满足和轻松，反而觉得还有许多遗憾，许多未做好、未做完的事。已没有当年发表第一首诗和出版第一本诗集那种兴奋与激动。人到中年想得就多了。生活总是公道的。40年的人生告诉我这样一个哲理：真诚加勤奋的人总是幸运的。待人以诚，乐于助人，人们自然就会接受你，承认你，你就能拥有人世间最宝贵的东西――友谊和真情。勤奋耕耘，不懈追求，生活就会给你许多回报，就能有丰厚的收成。成功往往就在于持之以恒和最后的努力。这些年本人信奉这一条，所以我得到了许多。因此，我敢说我是一个永远幸运的人。但愿我的朋友、我的同事不妨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