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誉为“大使医生”.docVIP

我被誉为“大使医生” 　　外交战线历来是中国革命建设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从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陈毅开始，到乔冠华、钱其琛……中国的外交界英才辈出，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可歌可诵。但由于外交工作的特殊性质，许多重大历史事实的真相和经过，仍是多数人眼中的谜团，外交人员在海外生活、工作的苦辣酸甜也鲜为人知。从本期起，我们请卸下重任的老外交官们为我们妙笔生花，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对过去、对未来，风物长宜，放眼打量。 　　作为一名合格的中国外交官，不仅要掌握和贯彻我国的对外政策，熟悉业务，而且要善于通过各种交友方式，创造适宜的工作条件和气氛。因此，需要尽可能熟知古今中外各学科的知识和常识。 　　上个世纪50年代，我老家有位中医老邻居曾向我传授有关知识，赠我医书。60年代末期，我下放外交部湖南干校，从医务室王大夫那里学到一些针灸、按摩技能，我平时把这些中医知识用于自己和家庭以及我驻外使馆人员的保健治疗。70年代初期，我国驻乌干达大使葛步海曾诙谐地称赞我是“使馆穿鞋子的赤脚医生，有点能耐”。没想到，90年代我出使东南亚、南太平洋和非洲时，这些医学知识在外交场合还派上了用场。我对中医虽然只是略知一二，医术绝谈不上高明，却有幸赢得了“大使医生”的雅号。 　　 　　救人要紧 　　 　　1992年7月，菲律宾的马尼拉骄阳似火。13日中午，埃及驻菲律宾大使穆巴拉克（现任埃及总统的侄儿）在其官邸一层门厅举行国庆招待会。因为是庆祝推翻法鲁克王朝40周年，招待会规模比往年盛大，应邀出席的贵宾很多，官邸门外难以找到停车位，门厅挤得水泄不通。其时我任中国大使，在远处停车后步行抵招待会场，随着人流排着队，好不容易进入铺着打蜡木地板的大厅。我先同迎候的埃及大使握手、祝贺，随即挤入人群，与菲律宾军政官员、社会名流和各国外交代表交谈寒暄。 　　时间接近11点半，招待会就要正式开始，突然间，我的正前方，人群围成了好几圈，同时还听到各种语言的喊叫声。只听埃及大使在扩音器中提高嗓音用英语说：“女士们，先生们，请安静！我的一位贵宾昏倒在地上，我们正打电话叫急救车。在座朋友中如有医生请赶快来抢救，快！快！快！”我环顾周围，只见埃及使馆人员奔前跑后，不知所措；人群中，有人耸肩，有人无奈地摊开双手。我从人缝中挤进去一看，木板地上躺着一位脸色苍白的菲律宾妇女。她两眼紧闭、牙关紧锁，两手握拳不停抽搐，身上的披肩松开，脚上的高跟鞋也掉了一只。我想，既然没有医生赶来，我还是上前救救急吧。我蹲下身去，撑开她的双眼，未见瞳孔放大眼内微血管瘀血，鼻孔仍有气息，诊脉时仍有微跳。 　　我摸摸西服内，没找到平时随身携带的银针，只好采用拇指掐入人中、牙关（颊车）、十王（十宣）和合谷4个穴位的办法，连掐三次，并轻缓搓摇其手关节。突然间，听到病人张口叫了一声“哎哟”！她既然能叫疼，说明已初步恢复知觉，我松了一口气。考虑到围观人众多，空气又燥热，我站起身来问汗流满面的埃及大使：“附近有房间可让病人静卧吗？”大使边点头说“有”，边让使馆人员把病人轻轻抬到门厅边上一个小房间。我紧跟在后面，让病人平卧床上，并请埃及大使夫人为她敞开上衣领口，端来温盐水喂她，我按摩她的足三里穴。片刻后，病人缓慢睁开眼睛开口问：“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了？”我握着她的手回答说：“没什么，您休息一下就好了。”我起身整了整西服，正要走出房间，擦完汗水的埃及大使紧紧拥抱着我说：“太感谢您了，我的好兄弟，您可帮了我大忙了！”他还对身旁的秘书交代：“菲律宾的急救车来了就告诉他们：病人已清醒，谢谢他们。”他留下两位女士继续照料病人，我们一起步入门厅，埃及大使在麦克风前郑重宣布国庆招待会开始…… 　　这次招待会过后不久，埃及大使夫妇专程来我官邸面谢。得知，昏倒的妇女是已届80高龄的菲总统府法律顾问圣地亚戈。 　　当年9月28日，圣地亚戈首次应邀出席我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时，她提前近半小时就来到使馆宴会大厅。这位衣着华丽的菲律宾老太太紧握着我的手，祝贺我国国庆后说：“埃及大使那天告诉我，是你救了我的命，我要特别感谢你！”据我所知，这位高龄的菲律宾法学博士，几乎每年都去台北，为台湾有关部门提供法律咨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往不便与我接触。但自从经历这次“休克”事件，她增进了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此后几乎每年都参加我馆招待会。她还在一些公共场所逢人便主动介绍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医生”。我纠正她说：“我不是医生。”她却执意说：“不，这位我最尊敬的中国大使，还是个高明的医生”。 　　F国驻菲大使1994年回国前来向我辞行。他是一位40多岁的单身大使，在菲律宾很活跃，常出入歌舞厅、夜总会，为宣传F国政府政策和开展文教活动做了很多工作。他平时除了同我讨论驻在国形势外，还热情邀请过我和夫人张莲英出席由他举办的音乐会。那天，他在向我辞行时，脸色蜡黄，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