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坎坷一生本色一生的父亲.docVIP

我那坎坷一生本色一生的父亲 　　痴儿不解舐犊意 　　 　　我出生在武汉解放的炮火声中，母亲刚生下我就感染伤寒去世。姨妈怪罪于父亲，认定是他欺骗了比他小14岁的母亲，带她离开家庭遭受磨难，才26岁就夭折了。 　　时任湘江文工团团长的父亲正带领团员进入刚解放的长沙，他把刚领到的军大衣袖筒剪下来，把我塞在里面，抱着我离开了医院。这个袖筒就成了我的第一件“衣服”。 　　在我成年以后，才知道父母这段艰难的往事。我的父亲刘斐章是贵州兴义人，20世纪初，贵州有何、王、刘三大家族，我们刘家便是其中之一。我伯祖父当过贵州的督军兼省长，是个军阀。祖父为贵州派驻北京的国会议员，但40多岁就过世了。伯祖父垮台后，家道中落。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父亲没毕业就前往日本留学，在那里加入了我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回国后他先加入左联再加入共产党。 　　父亲从30年代初开始主要从事革命戏剧活动。1937年上海“8?13”事变后，他担任救亡演剧队第八队队长(后改为演剧六队)，率领这支戏剧轻骑，行程万里，宣传抗日救亡。1946年，他和另外三位演剧队长，在重庆受到周恩来同志的亲切接见。 　　我的生母是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进步青年，她心甘情愿地参加演剧队跟随父亲。为了他们的结合，田汉先生还赠诗一首：“十年推剧阵，百战人将老，前路尚多艰，且种同心草。” 　　因为文工团的工作太忙，大人们在台上排练，我就在台下爬着玩耍，父亲托一个同事的母亲照看我。爱抽烟的老奶奶常捡起地上的烟头来抽，我也学着把烟头塞到嘴里，结果染上了肺病。父亲四处求医，为了找一种稀有的药物，他还去托了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王首道。我体质一直比较弱，为此父亲自责了一生。 　　 　　父子事耕桑 　　 　　我4岁时，父亲重新组建家庭，我不但多了姐姐，又添个妹妹。父亲对子女很严厉，但又不乏幽默。他带我们去看戏，讲故事，讲笑话，不知不觉在我们心里种上了一些乐观的种子。 　　父亲常说：“人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劳动。”我从小就开始干家务活。周末，父亲先让我帮他擦自行车，接下来的工作是剥花生仁、糊火柴盒。我上初中时，国家经济情况不好，家里常吃些南瓜、面粉糊糊。父亲每月有两斤油和一点面粉，他却总是把油送给机关的困难职工。一次父亲看见我的脸浮肿，说恐怕是营养不够。他要继母想办法多买点骨头炖汤，但他油还是照样送人。我家有一个花园，没有种花而是种南瓜，父亲教我如何下底肥，如何给花授粉，我们的南瓜获得丰收，机关评比还得了第一，我和父亲都很开心。 　　父亲从没打过我。记得读初一的时候，我外语不及格，父亲发现我骗他说早上起来读外语其实在看小人书，他气极了狠狠地将拳头朝墙上击去，吐出一句话：“真是恨铁不成钢啊!”我呆呆地站在他面前，什么话也不敢说，因为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父亲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他缓和下来，拉着我的手说，他年轻的时候，因为英语不好，整整补习了一年才考进清华大学。那时他没有钱也没有住的地方，全靠朋友接济，一天有时就只能吃一个烧饼。父亲这次发脾气和谈话给我很深的印象，学习也变得比较自觉了。 　　 　　父子更兼师友情 　　 　　我高中毕业，“文革”开始了。父亲很快就被“揪”了出，成为“走资派”、“文化特务”、“叛徒”。因为被发现留着我生母坟地证明，他又藏着“变天账”，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他已60岁，经常被“红卫兵”打得几天起不来床。后来，我们全家5口人下放到4个地方，几年都不得团聚。我曾去干校看望父亲，他消瘦、话少，干活比我当知青更重更累，他笑着说，现在他对批斗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又说“何处黄土不埋人”。我不知这笑声中含着多少苦涩，也不知这苦涩中还有多少幽默。 　　1974年，父亲在左联的老朋友陈沂来看望他，陈沂曾是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后为上海市委副书记)，是当时湖南“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司令杨大易的老上级，他拍着胸脯为我父亲“担保”，父亲才得以摘掉“专政对象”的帽子。父亲说陈沂自己也被打成右派，却如此乐观，应该向他学习。 　　我听出父亲这话是对我讲的，因为我找不到工作，只能在码头当临时工。身体也不好，时不时咳血，四处看病买药，情绪非常低落。年迈的父亲也陪着我到处找医生，一次他硬是顶着寒冷的北风，骑车四处为我寻找老中医。后来我因大吐血住院，父亲来守护我，70岁的他还整夜不睡。看到他坐在我床前，我心里便感到很愧疚，可他还给我讲笑话。 　　 　　暮年父子难分离 　　 　　1978年，父亲彻底平反恢复职务、党籍。妹妹上了中专，我考进了大学。父亲像年轻了20岁，拼命工作，恨不得有三头六臂，他下洞庭重建岳阳褛，上衡山修复南岳臣庙，他还是全国剧协常委、省政协常委文化组组长。1987年他完全离休，省政协一再挽留也被他拒绝了。对他来说生活似乎没有什么“反差”。每天打太极，看书、写字、浇花、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