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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改良刍议》看胡适文学思想史观 　　【摘 要】 胡适是中国近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其具有理性、反思、思辨色彩的文学思想史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敲响了文学革命的晨钟，是引领大众接纳中国近代文学的纲领性文件。在《文学改良刍议》的创作中，他身体力行，知行合一，坚持自己的文学思想史观。他提倡自由创作，探求文学本质，去除陈词滥调的言论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代文学迈向近代文学的步伐。其文学思想史观中对文学各种范畴与命题的思考，如文学观念、本质、意义、文学?c时代的关系等，均可供学界借鉴，促进了我国近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 【关 键 词】《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文学思想史观 【作者单位】孙瑶，东北农业大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华文化关键词俄译的语料库实证研究”（15CYY051）和东北农业大学青年才俊项目（2014QC60）的阶段性成果 1916年底，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稿寄给了陈独秀，随后，陈独秀在《新青年》刊出了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次年鲁迅又发表了《狂人日记》，自此中国现代文学迈出了艰辛的第一步。1917年1月1日在《新青年》第二卷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引发了关于白话文、文学革命及其本质的讨论。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师从美国学者杜威先生，将实用主义引入中国学界，在哲学、文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胡适拥有哲学、历史研究的根基，20世纪前期，在学术领域中，他凭借着革故鼎新、孜孜不倦的积极态度推动中国学术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在文学领域中，其在理性、反思、逻辑观念的构建中具有很大建树。之后他继续致力于文学理论、文学思想史观的建设，先后发表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另外，他提倡新文学，相继创作了多部文学作品，如诗集《尝试集》和《真如岛》《我的车和我的车夫》等白话短篇小说，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古代文学迈向近代文学的步伐，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1] 一、提倡“八事”规范，自由创作 陈独秀和胡适同为安徽人，虽然胡适于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便离开了中国，但是陈独秀可能早就对其有所注意。1916年，胡适给陈独秀写过一封关于翻译的信，信中指出，“西方名著是新闻学创造中不可缺少的，因此，要选择一些与中国人心理相近的好作品”，并把自己翻译的俄国小说《决斗》寄给了陈独秀。同年，胡适就“八事”理论在《寄陈独秀》一信中做了简单阐述，并发表于《新青年》第二卷中。《文学改良刍议》是一篇古文，旨在文学改良，文中胡适提倡文学界突破规范、自由创作，并经过认真研思，与友朋辩论之后，提出了八条操作性极强的文学规范，即“须言之有物”“须讲求文法”“不用典”“不摹仿古人”“不讲对仗”等。在他看来，这八条都是“文学上的根本问题”，每一条都清晰明了，并且能在诗论、史论中找到影子，直指文学的最根本。在信中，胡适指出他读了《新青年》某君被记者称为代表国人精神的稀世之音的一首长律，不管诗句的格调如何，单单就使用古典套语来说，诗中至少涉及一百事，单句用典不当，文法不通，上下用典不切等问题层出不穷。在胡适看来，当时的文学腐败达到了极点，违背了陈独秀的“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为了追随押韵，文学作品华而不实。而南社的陈伯严之流，均为观摩古人，滥而不精，无可称道，虽被推崇，但是“有形式而无精神，貌似而神亏”，徒为文学界增加几件赝品而已。胡适认为，为了拯救这种局面，要“注重言中之意，文中之质，躯壳内之精神”。因此，他提倡思想、精神、意义的提升，列出了“八事”原则，并将“八事”分为精神上的革命与形式上的革命[2] 在《文学改良刍议》中，胡适将“须言之有物”列为第一条。对于“物”的理解，胡适受西方哲学、西方文学的影响，已经超越了古代文论，由此他建立了一条公式：文学=情感+思想，认为“须言之有物”的“物”就是情感和思想。如果文学没有情感，就如同人没有灵魂一样，只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包含见地、识力和理想，并不仅是依靠文学的力量。但是在传达思想、构建人类智慧层面上，文学能够发挥珍贵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历史价值。当然，诸如庄周之文与杜甫之诗，借助优美的文辞，也能传达出美妙的哲思和韵味，从而使他们的思想更为雅致。因此，他感叹道：“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文学如果没有了情感和思想，即使“容貌娇美、体态丰盈”也没有作用。在胡适看来，因为“言之无物”“文人沾沾与声调字句之间”就是近世文学的衰微，只有以情感与思想胜文，才能拯救此弊端。胡适经过深思熟虑，将“须言之有物”列为文学改良第一要务，简要的论述使人明了内涵，具有非常实际的指导作用。随后他提出了”不摹仿古人”的主张，以文学随时代不断进化之理，主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仿唐、宋，亦不必摹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