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经世致用”-王安石人才教育伦理的价值宗旨 .docVIP

　　浅谈“经世致用”:王安石人才教育伦理的价值宗旨 论文关键词:王安石　经世致用　教育伦理 论文摘要:王安石认为，人才就是“经世致用”之才。培养、选拔、任用“经世致用”之才，必须对原有的科举制度和用人制度进行改革，对此，他从教之以德、养之以情、取之以事、任之以能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 科举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一方面表明了专制王权进一步得到加强，考试名额和项目的增加，在客观上也扩大了政府政权的统治基础。但另一方面由于考试的扩大，官吏也越来越多，另外由于还有“恩荫”、“磨勘”等得官和升宫的途径，使得宋代的·官僚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是突出的。官员冗滥，三五人同任一职，遇事互相推委，不负责任，行政效率极低。官员过多，必然拉帮结派，互相倾轧，争权位，“凡今任官，贵在科名”(《李靓集》)。斗争剧烈。冗官冗员消耗国家大量的财物，这种弊端，促使宋代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对此，范仲淹在“庆历改革”之时就已经提出要“精贡举”，但“庆历新政”昙花一现，科举改革也落得了“科举旧条，皆先朝所定，宜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宜罢之(《续资治通鉴·卷四七》)”的悲惨结局。二十五年以后，王安石沿着范仲淹改革的道路，又一次将改革的矛头指向了科举制度。在王安石看来，造成无才可用的现象的原因在于没有按照相应的办法培养、选拔、使用人才。王安石认为，人才的成长和使用，是有其自身规律的，这种规律就体现在“教之、养之、取之、任之”这四个环节之中。 　　一、教之以德 人才哪里来?王安石认为，人才不是天生的，教育是造就人才的基本途径和手段，而培养人才，首在学校。但是，王安石认为当时的学校教育存在严重的弊病，第一，学校废弛，徒具空名。“方今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已，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第二，学校教学内容脱离实际，学非所用，“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这些“无补之学”，“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库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在王安石看来，当时的学校教育“非特不能成人之才”，相反“移其精神，夺其日力”，“困苦毁坏人才”(《言事书》)。因此，他坚决主张全面改革学校教育，并在变法中积极实践之。 2.大力兴办学校，健全学校体系 王安石在变法中，整顿宋初以来有名无实的太学，除主管官外，太学设置十员直讲，每二人主讲一经，对“教导有方”的学官予以提升，而“职事不修”的则予以贬默。除加强太学各方面的建设，扩大招生外，还发展地方教育，在各地普设学校。1071年下令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置学。征求各路“经术行谊”之士为教授，各州学给田十顷以资费用。1075年，召各州学官至京师，举行考试，看其是否称职。1078年，全国州府总设五十三名学官，使州县之学有了显著发展。恢复和创立了培养专门人才的“武学”、“律学”、“医学”等专科性学校，从而形成了一个以讲授“经学”为中心，兼顾军事、法律、医学等专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比较完善的教育网。 2.改革教育方针，培养“经世应务”的有用人才 王安石认为，国家兴学设教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实用人才。这种人才的规格应该是既有“经术”理论知识，又有解决当时社会纷乱事务的能力，即不仅通晓“朝廷礼乐刑政之事”，而且还懂得“武事”，是通经致用兼习文武的知识分子。 熙宁五年(1072年)六月设武学。诵习和讲述的教材为诸家兵法，以及自行编写的“历代用兵成败次第及前世大夫忠义之节”等史实。(《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四、二三六》)律学设于熙宁六年(1073年)三月底。置有律学教授四员，分为三科，教授生员。一科为“律令大义”，专门学习律令意义;一科为“断案”，专门学习如何处理案件;一科为“习大义兼断案”，是前两科的综合。刑统、编救、律、令、格、式等等均充作律学的教材。(《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四》)医学设于熙宁九年(1076年)五月。生员总额为三百，分三科教授，一科为方脉科;一科为针科;一科为疡科。每科有教授一员。医学学生不仅学习医学经典，还须医治太学、律学、武学学生和各军营将士的疾病。这作为年终考核的一个重要依据。(《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 3.选择教材，更新教育内容 根据学用一致的原则，王安石主张改革教学内容，围绕培养目标选择教材。改革和选择的标准是:“苟不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则不教也;苟可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则无不在于学也。”(《王安石全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他认为对传统的经书要有选择，其中最能“经世务”的经书，莫过《周礼》、《书》和《诗》。熙宁六年(1073)，神宗下诏“置经义局……命王安石提举”(《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训释《诗》、《书》、《周礼》三经。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编成了《三经新义》一书，并通过神宗的批准而于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