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文化的再研究 .docVIP

　　礼俗文化的再研究 　　提　要：一、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和柳诒征先生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乡土中国礼俗社会的特征，如今这一观点面临新一代学者的挑战。当今海内外思想史研究贴近生活的趋势，必将引起对礼俗文化的关注。从学理上重新建树礼俗文化的知识系统，是深化中华文化研究的重要路径。 二、中国传统文化模式具有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级序列一体化的结构，精英文化通过以礼俗的过程，把观念形态推向平民百姓，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形成百姓日用之学。在这种文化模式中，礼和俗相互依存、胶着，双向地增强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渗透，使得大小传统的价值差异缩小到最小限度，极大地增强了各民族，各地区的人群对伦理价值的认同，也培育了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化的普遍心态。 三、中国文化自古就有重视“百姓日用”的传统，这是古人对器物和生活态度的理论和表述，从《诗经》的“日用饮食”、《周易》的“百姓日用”，到《朱子语类》的“日用功夫”，无不从日常生活中阐扬哲理。所谓形上与形下，道和器，义和利，格物致知以及下学上达之论，都是从具体的物质器用层面，上升到抽象的理念，并构成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所以百姓日用之学是礼俗文化说的基本理论形态。 四、百姓日用之学发展到明代后期具有突破性的发展，它从强调人的自然性、个体性和人同此欲等三方面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明末出现非圣无法，倒翻千古是非的“危言邪说”，莫不与百姓日用之学有关。从生活领域冲击生活方式伦理政治化，使生活回归人性化的选择，是中国早期思想启蒙的必经之途。 礼俗文化为后代留下宝贵的思想资源，也为中国的思想启蒙往往要从生活方式发端留下历史的因缘。在文化研究凸现生活主题的思潮中，创造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论，是中华文化面向新世纪的又一使命。 一、问题的提出与思考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费孝通先生从乡土社会的视角，提出“礼治秩序”的概念，与此同时，柳诒征先生的《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从历史上考察礼俗的源流和沿革，认为古代中国“以礼为立国根本”。不论是从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出发，是用“礼治秩序”还是“礼俗”来概括，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前现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礼俗社会的特征。 所谓礼俗社会，即是以民间生活习俗为基础，以礼治为主导，实施秩序管理。这也就是王安石在《周官新义》中所说: “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依靠民间习惯势力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是儒家推行礼治的一贯主张，这与依仗权力驭民的法治有所不同，更与现代的法理社会有不同的实质。虽然在实施礼治的实践中常有援法入儒，寓法于礼的情况，但它作为治国理政的蓝图，为历代圣贤所推崇，并以礼义之邦的标榜，来表现中华民族有别于外邦异域的社会理想，此种文化形态也可称为礼俗文化。因此以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来概括乡土中国，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由于礼学史研究在大陆的长久冷落，对礼俗社会的研究成果甚为少见，因此这一学说五十多年来很少有所发展。 如今这一观点面临新一代学者的挑战，有的认为:“ 费氏笔下的‘礼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支撑这一构造的二元对立(按: 指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 实际上并不存在，相反，实际情况可能是，‘礼治秩序’中有‘法治秩序’的生长点，‘法治秩序’也可以从‘礼治秩序’中获取养分。”又说 :“ 中国历史上既缺少关于习惯法的说明性学理， 也缺乏一个从事于这种探究和说明工作的群体，结果是，所谓习惯法只能是一种粗糙、实用的地方性知识，而无由成为一种精致、抽象和富有学理性的知识系统。”(1) 最近，又有人提出: 儒学由于缺少像基督教那样“一套完善、有效的宣传和教化机构，传播到民间世界的各个层次和各个角落。”同时也因为“儒学自身缺乏对私人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怀。”“先秦诸子主要是政治哲学”，而“官僚无法担当儒家文化传播为重任。”因此“把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实际上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2) 前者从明清以来频繁的诉讼为例，说明乡土中国已孕育现代性的法理要求，这是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并非二元对立的视角，对礼治秩序提出的质疑；后者认为儒学由于缺乏对世俗生活的关怀和教化手段，并未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要知道，礼治秩序的立论是以关注世俗生活为前堤，这是儒学最高的社会理想，如果儒学无视世俗生活，那礼治秩序也就失去存在的基础。这两种看法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又都不约而同的认为礼俗社会说是“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或“自我想象”。 这是一个富有理论性的诘难，这个问题的提出也促使我们思索，礼俗社会说所以被质疑，其理论依据的本身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对礼俗社会的分析，大多是沿用西方法理观念和法理社会为参照，往往陷入礼俗与法理二分法的窠臼，从两者不同质的一面看，中国非礼俗社会莫属；从发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