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的层次划分及其编史学意义 .docVIP

　　科学史的层次划分及其编史学意义 1关于科学史的层次划分 较早对科学史做出层次划分并以此为基础探讨科学编史学问题的是美国科学哲学家L.劳丹(Larry Laudan)。劳丹在其成名之作《进步及其问题》的第一部分中提出“研究传统”这一概念，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科学进步的一种新模式。在该书的第二部分，劳丹对科学编史学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较之前人更为系统、深入的阐述。劳丹在研究中发现，尽管包括阿伽西(J.Agassi)、库恩(T.S.Kuhn)和拉卡托斯(I.Lakatos)在内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都认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具有一定的内在统一性，即科学史为科学哲学研究提供思想材料，而科学哲学为科学史研究提供规范指导。然而，在对上述命题成立的分析论证中却存在严重的逻辑矛盾和困难。这种逻辑困难的症结就在于，如果科学史的撰写预设了一种以其作为依据的科学哲学，而科学哲学又得依据它是否揭示出被认为是隐含于在它的指导下写成的科学史中的合理性得到证实，那么二者互为因果。劳丹认为，摆脱上述理论困难的唯一途径是对科学史做出“一种虽属基本，但却极为重要的区别，即科学史本身（可初步近似地看作是按年代排列的以往科学家的种种信念）与科学史的著作（即历史学家对科学所作的描述性和说明性陈述）之间的区别”[1]。他建议用HOS[,1]指谓实际的科学史（科学发展本体），用HOS[,2]指谓历史学家的科学史著述（写定的科学史）。劳丹进一步将HOS[,2]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历史描述的层次；二是历史说明的层次。描述性科学史主要着眼于科学事件的演变过程，是对科学家曾经想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的记录、收集、整理和编纂。而说明性科学史所注目和思索的则是科学家如何去想，如何去说，如何去做。它所要回答的不是“是什么”，而是“为什么”、“何以是”的问题[2]。基于上述划分，劳丹对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关系、科学思想史的性质、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层次性等重要的编史学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从科学编史学的角度对科学史做出层次划分的是J.阿伽西和H.柯拉夫(H.Kragh)[3][4]。其中，后者的工作更具代表性。柯拉夫在1987年出版了《科学编史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ographyof Science)一书。在该书的第二章，他首先讨论了“历史”和“科学”的界定问题，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科学史的层次划分。柯拉夫认为，历史[,1](H[,1])是指过去发生的实际现象或事件，我们只能有，甚至也将只能有有限的关于过去实在的知识。我们所知道的H[,1]的这部分不仅在范围上受到限制，而且还受到包括历史学家的选择、描述和假设等因素的影响。我们不能直接接近H[,1]，而只能接近由各种原始资料翻译过来的H[,1]的一部分。历史[,2](H[,2])是指历史研究及其成果。如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一样，H[,2]的研究对象是H[,1]。在柯拉夫看来，科学观是科学史观的基础。他认为，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对“科学”做出区分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第一层次上，科学(S[,1])是指关于自然的经验或公式的陈述的集合，这种科学观强调的是科学是已完成的思想成果；在第二层次上，科学(S[,2])是指科学家的活动或行为。S[,1]是S[,2]的结果。在上述划分的基础上，柯拉夫对科学史做了两层次划分。他认为，HS[,1]是指通过对各种出版物内容的知识（技术）分析探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以及科学理论间的批判与继承关系。HS[,2]是指那些把研究重点集中在科学活动同其它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的历史研究，它不是以对以往科学的技术进展作为主要内容，而是要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下研究科学与社会的互动[5]。 劳丹对科学史的两层次划分对科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意义，其不足之处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将科学发展本体(HOS[,1])仅仅理解为以往科学家的种种信念，即科学共同体的某种行为规范，容易产生科学史只是一部思想史的认识误导，从而使人们忽视对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思想演进与文化变迁的相关机制的研究；第二，对科学发展本体的狭隘理解使劳丹进一步认为，对科学发展动力机制的回答应从思想的层面展开，因而也就未对历史说明（说明性科学史）这一层次做进一步划分。柯拉夫坚持科学观和科学史观的统一性，并将科学思想史与科学社会史做了明确划分，这是对历史解释层次认识的深入。然而，由于柯拉夫对科学史研究进行层次划分时忽视了描述性科学史同解释性（说明性）科学史的区分，因此，在逻辑上缺乏应有的缜密性。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可将科学史作以下三层次划分。在第一层次上，即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将科学史划分为科学发展本体(HOS[,1])和科学发展研究(HOS[,2])两部分。科学发展本体是指以往科学家（或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