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产业转移能力的干扰体.docVIP

中西部产业转移能力的干扰体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利用率先开放和区位优势，抓住发达国家和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的机遇，承接发展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工业，从此引领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经过多年快速发展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普遍出现“民工荒”、“电荒”等现象，以及地价房价不断上涨和交通拥挤等问题，生产要素供给趋紧，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急需“腾笼换鸟”把部分产业转移至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完成从规模扩张向结构提升的转变。与此同时，国家对加工贸易政策作出重大调整，鼓励加工贸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而中西部各个省市区也无不希望承接产业转移，藉此快速大规模地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 有关产业转移问题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层面，其中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是由赤松（Akamatsu，1962）提出，经大来（Okita，1985）、Vernon（1966）和小岛（Kojima，2000）等人不断完善的雁型模式理论，该模型指出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产品生命周期相关的特征（Vernon，1966）、要素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是雁阵式的产业转移发生的主要原因。[1]刘易斯借鉴赫克歇尔mdash;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提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同样把产业转移与比较优势的变化相联系，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产业转移的主体，指出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是由于非熟练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步丧失。[2]在产业区域转移的微观层面的理论研究上，邓宁（Dunning，1977）认为产业组织决定的所有权优势、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区域优势和交易成本决定的内部化优势是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主要原因。上述理论分别从产业、产品、企业的角度考察了产业转移的原因，其实质是反映了新古典分析框架内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假设条件下比较优势的转移以及与此相关的产业转移。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Krugman（1991）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NEG），更加关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并存的现实世界中的产业转移现象，基于产业集聚和产业扩散的相互作用更为深入地探讨了产业集聚和转移的微观机制，他们强调区域之间的运输成本是决定区域产业转移的关键变量，认为运输成本的下降也能促进产业的集聚、扩散和转移。[3]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同地区间经济上具有较大的异质性，因此上述理论虽然多为国家层面的产业转移理论，却可以作为中国区域产业转移研究的借鉴，如蔡昉等（2009）提出大国雁阵模式并指出中西部地区具有承接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可能性和可持续性[4]，刘志彪等（2008）从构建国内价值链的角度提出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应该内迁入中西部地区。[5] 产业区际转移作为发达地区实现产业升级，欠发达地区追赶发达地区、缩小区域差距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备受国内学界和政府的关注，中西部地区对东部产业转移的承接能力已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关注的学者较多，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从不同视角分析了影响产业承接能力的核心要素，如王礼茂（2000）根据对纺织产业的研究指出资源和劳动力优势是影响产业承接能力的主要因素[6]，彭连清、詹向阳（2007）在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环境与区域转移趋向后发现运输成本和基础设施是沿海企业产业向内陆转移考虑的主要因素[7]，陈建军（2002）在分析浙江向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的基础上发现市场是吸引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产业区域转移应围绕重要交通干线由沿海向内陆基础设施较好的地区扩张[8]，陈耀等（2008）认为在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已丧失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扩散和区位再选择时，中西部地区要着力创造有利于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软硬环境，首要是降低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9]第二类是对产业承接能力评价体系的探讨，如展宝卫等（2006）提出的产业转移承接力概念认为，产业承接力是产业承接地集聚转移产业的吸引力、准确甄别转移产业的选择力、稳固接纳转移产业的支撑力和融合提升产业的发展力等多种作用力的综合系统[10]，孙君军（2009）认为中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涉及基础设施支撑能力、信息系统保障能力、经营管理运作能力、发展环境支持能力四个方面。[11]第三类是从具体产业的角度进行量化分析，如惠调艳等（2010）采用因子分析法实证分析了陕西软件的产业转移承接能力[12]，苏华等（2011）运用熵值法对中国各个地区高技术产业的产业承接能力进行了量化分析。[13]目前，利用宏观数据对区域整体产业承接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全面研究的还相当少，本文将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现有数据全面深入分析我国中西部省区整体产业承接能力的影响因素。 二、变量和研究方法 （一）变量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