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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史理论思考 《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的出版是中国传记文学界的盛举，也是中国出版界的壮举。令人赞叹并敬佩的是：这部皇皇四十余万言巨著的写作，不是组织的“写作班子”，而是全靠的“个人书写”mdash;mdash;作者是西南大学育才学院郭久麟教授。正如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著名出版家王维玲在《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序言中指出的：郭久麟这部专著从事的“是传记文学史上一项开创性的工作，有填补空白的意义。”笔者在此要强调的是，郭教授的大著不是一般的“填补空白”mdash;mdash;所谓的拾遗补缺，而是高质量地填补了中国传记文学界和中国出版界有关成果的缺失。《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是有目共睹的硕果，郭久麟付出了艰辛的创造性的劳动，他的贡献应该得到高度的评价。 说郭久麟付出了艰辛，笔者是目睹者之一，为了《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这个“大工程”的写作，他舍弃了一切的娱乐活动，付出了授课之余的全部时间与精力。2006年暑假，当其他教师纷纷外出避暑之际，他却顶着山城39mdash;41摄氏度的高温，足不出户，日复一日，熬更守夜地写作。 说《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是“创造性的劳动”，是强调郭久麟没有人云亦云，步人后尘。他见解独立，论从史出，而不是唯上媚权。郭久麟在充分肯定二十世纪中国传记文学创作的成就之后，也敢于揭露传记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足见其史家之风骨。郭久麟指出：在创作倾向上，中国传记文学作品明显偏重于英雄而忽略平民百姓；在人物评价上，他批评说：“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教条，还严重地束缚着传记作者的头脑，使他们总是把政治领袖、杰出人物写得完美无缺。”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传记文学作品，特别是企业家和明星的传记开始出现商业化与庸俗化倾向。” 在郭久麟这部传记文学史著中，不乏掘佚钩沉之篇章。例如，在第六章“五四以后他传文学创作”这一章中，对张默生传记文学创作的述评，就使一个传记文学大家跃然纸上。 将黄昌勇的《王实味传》写进《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笔者非常赞成，也非常佩服。王实味之死是历史的一个小小的剖片，但却折射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某种命运。正如郭久麟的评价：“通过王实味个人的历史悲剧，揭示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与知识分子命运史上的一条线索，其意义是很大的。”对当代传记文学作品及其作者，郭久麟的评论始终坚持直言不讳。例如他评论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mdash;mdash;鲁迅传》，在高度评价“这是一部别具一格、别开新面、新颖独特的传记”之后，也严肃指出“这部传记在总体上的缺点：对鲁迅的描述和评论的片面性”。 再如，评论《李敖快意恩仇录》时，指出李敖“也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如在批判国民党时，连孙中山先生也一起批判了”。 《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的语言文字非常到位，从不用“穿靴戴帽式”或者“断然绝然式”的语调和口吻。作者富有才华而不卖弄，具有真知灼见而不以权威自居。例如，第三章中评论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先是指出“《多余的话》对于研究中共党史和瞿秋白的思想、文艺和人生，有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然后篇末总结说：“《多余的话》在感情上的真诚朴实，博大深邃；在写法上的自由挥洒，无拘无束；在语言上的精纯凝重，含蓄深沉，都是无与伦比，难以企及的。古人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篇临终遗言表达的耿介拔俗之思，潇洒出尘之怀，实在是令人深思，远不是当代人可以完全洞悉或随便评说的。”这段文字非常精彩。从近年俄国解密的前苏联有关中国革命秘密档案得知，在1920mdash;1931年期间，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几乎每三天一个指示，每五天一个会议，每七天一个决议，事无巨细都要按他们说的办。显然，瞿秋白等，都不过是他们“支部”的办事员而已，既然如此，当年中国革命的曲折，瞿秋白等何罪之有？《多余的话》最后一句是：“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永别了！”瞿秋白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值得我们玩味的。 传记文学是对传主的历史或者片段史的研究、记叙与描写。从传记文学的角度看编年史，一个世纪的历史可以看成是一些名人和非名人的活动史。可以说每一部真正的传记文学都是历史的一个小小剖面或者剖片，而为研究历史、研究当时的社会与文化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史料。因此，传记文学一方面是文学与历史的结合，一方面是社会文化的积淀与扬弃。由此观之，一个世纪的传记文学史是多么的重要了。显然，仅仅靠文学才华和写作灵感是不行的，靠一点断代史知识加传记文学作品的分类也是不行的。从事百年传记文学史的写作，必须具备传记文学理论家的深厚素养，必须具备传记文学史家的眼光与胆识，必须具备传记文学作家的才华与经验。无“巧”不成“书”，郭久麟正是这样一位集传记文学理论家、传记文学作家和传记文学史家于一身的集大成者。笔者还要“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