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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性问题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 作者：衣永红 单位：辽宁中医药大学 公正性问题无疑是现代伦理学的一个核心性问题。随着上世纪中后期可持续发展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成为关注的焦点性问题，人们逐渐意识到，公正问题是具有历史性的，代际公正问题是公正性问题所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维。然而理论界却一直缺少对这一问题的可靠理论支撑。正义伦理学是在整个伦理学史中有着里程碑意义的伦理学流派，它的提出恰恰处在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的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关注了代际公正问题。 一、代际公正mdash;mdash;mdash;新视野中的理论难题 不可否认，代际公正问题只是到了现代社会才引起人们的关注，从而进入人们探讨的论域。这一点是不难理解的。一者，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落后，人们维持自己的生计尚且困难，根本无暇顾及后代人的发展问题;再者，像我们中国古代那样的社会由于等级制度森严，代内公平尚无从谈起，更罔论代际公平问题;第三，彼时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对资源的消耗和需求并非如今天这般强烈，资源短缺的矛盾并未凸显出来，所以人们也不会关注到代际公平问题。因此完全可以说这是一个新时代、新视野中的新理论问题。同时，说这个问题是理论难题也并不为过。代际关系分为“共时性代际关系”和“历时性代际关系”。［1］前者指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几代人之间的关系，这样的几代人尚可直接交流和对话，后者指生活在不同时代的当代人和前代人以及未来人之间的关系。如果从现实人类延续的角度讲，我们高声呼吁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是可以得到广泛认同的，但是如果从理论的角度讲，当代人和后代人，尤其在历时性代际关系中是不能平等对话的，从占有资源的时间性角度讲无疑未来人对当代人来说是处于弱势的。那么凭什么我要关照未来人的利益便是一个不得不回答而其实又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好回答的问题，因为关照未来人势必会影响现代人的生活质量。因此，罗尔斯这样评价:“不用说，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它使各种伦理学理论受到了即使不是不可忍受也是很严厉的考验。”［2］224而这个问题又是不可回避的，不回答它，我们所谓的可持续发展，所谓的人类延续就只能停留在喊口号的层次上。罗尔斯的《正义论》旨在建立一种以“公平的正义”为核心理念的正义伦理学体系，从而批判和超越功利主义伦理学，并使以康德、洛克、卢梭为代表的传统契约论更加普遍化和具有更高的抽象层次。然而要建立一个新的正义伦理学的完整体系，就不得不考虑到代际公正问题。当然，从体系建构的需要考虑，代际公正问题并不是正义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但是他所提出的“正义储存原则”无疑对解决代际公正问题是具有理论启发性和现实可操作性意义的。 二、正义伦理学的理论背景和理论旨趣 如前所述，罗尔斯的正义伦理学是奠基在传统契约论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新的契约论。传统的契约论可以说是自霍布斯而始的，霍布斯是将契约论系统化的第一人，也是“自由主义”这一政治概念的奠基人。在他看来，在自然条件下，人是天然地具有自由和平等权利的，然而这种状态下，由于人性的自私，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一种狼与狼的关系，人们处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为避免这种情况，人们必须订立契约，将权利交给主权者，这样，所谓的“利维坦”就诞生了，这是具有理性能力的人的合理选择。而在洛克看来，以自由、平等、和谐为特征的自然状态由于缺乏法治而并不完美，人们为了保护生命、自由、财产需要达成契约，放弃部分而非霍布斯所说的全部权利，交给人们指定的专门人员而非利维坦。卢梭则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交往的孤立状态，在此状态下，人人生而平等，然而这种状态并不完美，必须过度到社会状态，而这时社会环境中的不公平现象则使人们感到愤怒，因而人们通过订立契约将所有人的全部力量贡献给共同体mdash;mdash;mdash;国家，从而每个人的力量都得到保护。可以说与霍布斯和洛克相比，卢梭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平等主义色彩。在以上三者的基础上，康德认为，自然状态下人的自由是一种野蛮的自由，必须从这种自然状态过度到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公民社会，这种社会契约来自于纯粹理性和绝对命令，国家是一个先验的、理性的、精神的“目的国”，它的作用是使每个人的自由、权利、独立免受侵害。传统的契约论依赖于自然法的观念，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理论，它主要解决了自由而没有解决平等问题。而罗尔斯的契约论从一开始就是以解决平等问题为目的的，他关注得更多的是现实而不是形而上学问题。当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们开始对形而上学失望，罗尔斯的新契约论就因为其务实性而显得格外有魅力。传统的契约论后来受到了休谟、边沁等功利主义思想家的攻击，此后的150年，是功利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功利主义倡导一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这种蕴含着整体主义的原则必然导致取大舍小，使整体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之上，那么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