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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感的产生与通识教育的途径 本文作者：曹婧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共通感的丧失与通识教育的必要性 “教育的目的是将人与人，现在与过去联系起来，增进人类的思维”［1］，在人与人之间、现在与过去之间建立起联系的纽带，有赖于共通感的生成。这种共同感知对于我们的认识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为不同的人提供了相同的背景，从而获得对同一事物的认同。基于这种共通性，人与人之间具有了一种可交流性。人文主义就存在于“可交流性”之中，因此在伽达默尔看来，“共通感”这一概念来源于人文主义的传统。伴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裂缝的生长，尤其是人文学科江河日下，使得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主题正在逐渐地减少，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共通感的可能性也日渐衰微。人们到处都能显示专门知识，每个人都仅仅在一个事情上是专家，知识的狭窄化使其无法进入那个超越一切的整体的关联中。换言之，当我们越来越专业化，不同专业的人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导致人们的浅薄和孤立。大学教育所面对的整全性关怀与专业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戈尔迪之结，难以理清。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一所著名的大学应该代表着这样一种氛围，它能激发大学生们发挥才智，能使教授和学生重新焕发正在逝去的求知欲望，自由地探索那些人人都应关心的永恒问题，增强学生对整全意义上的敏感性。在一定程度上，通识教育对抗着大学的专业化，通识教育的意义就是把不同专业的学生聚在一起，通过对具有普遍性知识的共同关注而建立一种共通感，以缓解专业教育造成的孤立主义困境，斩断教育中的戈尔迪之结。长久以来，尽管通识教育一直定义不清，充满争议，但它仍然不屈不挠，并且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唤起他们最勇敢、最热烈地追求其独特的庄严和深沉。 交流与融通：通识教育的价值所在 “通识教育”与“自由教育”一词常常混在一起，甚至交互使用。自由教育（LiberalEducation）也可译作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而出现得晚得多的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也可译作普通教育。思想是大学的一切，大学的本性就是激发学生求知的热情，因此不论是通识教育还是自由教育所面对的都是对“学习哪种知识？”这一基本问题的审思。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裂缝“是我们时代最具决定性的知识现象，而且没有轻松弥合这种裂缝的办法。它是自由教育危机真正的根源所在，而对那种危机的认真研究就是自由教育本身”［2］。随着专业化的飞速发展，在今天谈论LiberalEducation可能会有些不合时宜，我们一般使用“通识教育”一词，但是对通识教育的考察必然要回到自由教育本身。自由教育的思想起源于古希腊，其教育对象是与奴隶、工匠相对的“自由人”。在我们论述自由教育时，总是试图使大学回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回到纽曼，也就是回到对自由知识的不断追求和探索之中。纽曼认为“自由教育从其本身来看，仅仅是对理智的培育”［3］。自由教育培养的是绅士“，具备有教养的才智，有灵敏的鉴赏力，有率直、公正、冷静的头脑，待人接物有高贵、谦恭的风度”，“这些都是广博知识天生具有的本质。它们都是大学的目标。”［3］在纽曼看来，大学是传授普遍知识的地方，因此知识选择的标准是永恒性和普遍性，主要是神学和文学。大学要扩大所要传授的学科范畴，通过学习这些永恒的普遍的科目以开阔心智，积极探索真理。在纽曼的自由教育理念中，就蕴含着对整全的关怀，对人类共通的、普遍的知识的渴求。 “在专业教育不可避免地强势兴起之后，自由教育的理念仍保留了自己的位置，这正是通过通识教育的形式而得以体现的；形式上是通识教育，精神实质上是自由教育。”［4］在此意义上，自由教育即通识教育的灵魂，因此通识教育具有自由学术或自由知识的基本特征，即普遍性和整全性。相对于专业教育，通识教育意味着我们有必要放弃欲望的直接性，放弃个人需求和私有利益的直接性，去追求那些普遍性的知识。基于此，通识教育的目标就是为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这种共同的思想储备有利于帮助学生回答“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处世？”等人生的永恒问题。正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明确指出：“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在此意义上，“通识”即“通人”，通识教育就是通过对贯通性、普遍性知识的学习，使学生们始终盯住人类的永久价值，在整全性的观照下面对人事和人生。从字面上分析，与“Liberal”一词相比“，General”意指“普普通通，一般人接受的”，似乎有点形而下的味道。尽管我们把GeneralEducation译作“通识教育”，或“普通教育”，但是在提倡通识教育的人士看来，并不是“普普通通，无关紧要”的，而是“广博开通，人人必识”，即要求学习那些尽可能具有普遍价值的、能通达不同领域的知识。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