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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语言研究思考 一 在对中国文学语言现代转型进行的研究之中，我们认识到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性的基础研究，即是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进行一个整体性描绘与把握。无须讳言，这一工作颇具难度，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需要作极富宏观的梳理。我们选择的具体做法是，基于一个特定的视域mdash;mdash;mdash;主要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进行语言学基础和雅俗格局视角的考察，期望能提供一个较为全面的勾勒。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学处于一种“杂文学观”中，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般应用文与“纯文学”的分野。可比较今人的“文学”概念，一般认为“文学”是“文学艺术”，似乎表明它是一种“纯粹”的艺术，而不是一种文章学问。由于中国古代文学审美的非独立性，反而使得它在语言文字上带来审美的泛化。在很大程度上，今人对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描绘，实质上就等同于对中国古代书面体系的描绘。因为在古人眼里，能够称为“文学”的语言必然是以典雅的文言为基础的，并且它的功用的范围非常广泛，往往审美功能与其他功能混淆不分。如周祖谟的看法:“文言就是古代的文学语言，换句话来说，就是古代的书面语言和人民大众诗歌创作的语言，它不仅为文学服务，而且为一般的文牍和政治、历史、哲学、科学方面的著作服务。”［1］先来看一种西方语言文字观，即所谓的“语音中心主义”。索绪尔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的存在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常跟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要认识一个人，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2］ 进而，索绪尔对“文学语言”有一个语言学视野的分析:“文学语言更增强了文字不应该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规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到头来，人们终于忘记了一个人学习说话是在学习书写之前的，而它们之间的自然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3］索绪尔注意到“文学语言”的产生使得文字重要性得到增强，但在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观念下，索绪尔对文字的意义并不认可。这种基于西方语言文字情况归纳出的情形，当然会与中国古代文学语言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可提及一个辨析:“目前lsquo;汉语言文字学rsquo;的理论基点，是把语言和文字分开，具体说来，就是把lsquo;汉字rsquo;从lsquo;汉语rsquo;的整体概念中驱逐出来，仅仅将lsquo;汉字rsquo;作为记录lsquo;汉语rsquo;的一种无关乎汉语本质的游离性与工具性的存在。传统的lsquo;小学rsquo;虽然在具体研究中区别语言和文字，但因为lsquo;小学rsquo;并没有一个西方式的以语音为中心的整体性语言概念，所以被分而治之的语言和文字在学者的观念中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整体当中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方的lsquo;语言rsquo;概念输入以后，中国传统对语言整体的模糊想象被改造为德里达所谓以lsquo;语音中心主义rsquo;为基础的清晰的语言概念，在这个清晰的语言概念中，原来不可分割的语言和文字不得不拆开来，其中语言(汉语)是根本的、本质的，文字(汉字)则是非根本的、非本质的。”［4］因此，我们首先强调的是，不能以在今天已成为“常识”的中国近代以来受西方语音中心主义影响的语言文字观念，来机械对应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现实情形。 二 从语言学的层面，具体说从口语与书面语的分野，即在语言与文字的分野之中，我们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特点。十分明显，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主要走的是一条脱离语言，极端重视文字的道路。在中国古人眼里，文字甚至是一种神圣的存在，刘安在《淮南子》中道出汉字创造时的奇特情景mdash;mdash;mdash;“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所谓的“文言”，实际上就是在中国古代以文字为基本思维材料，在相当程度上脱离语言作用的书面语体系。这必然会与西方文化在拼音文字基础上形成的对语言文字关系的看法截然不同。文字在中国古代文学语言中占有主导的地位，文字的种种特点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种种特点。有论者认为:“从最基本的层面进行考察，中国文学思维的个性主要是由于思维材料mdash;mdash;mdash;文字的特异决定的。这种特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与西方表音文字不同，汉文字有一个以表形字为主体的历史阶段，即使过渡到了以形声字为主体，也非纯粹的表音文字，这就使得中西在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上存在着差异:西方的表音字使文字与语言具有同一性，而汉文字则可脱离语言成为独立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