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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就业辩证思索 本文作者：于承杰 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一“、就业难”的现状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实为社会发展之故。但大学的快速扩招对就业困难却有着推波助澜之势。大学的扩招，使得短时间内我国在校大学生人数陡增，而社会的就业岗位变化却未能随之成比例增长。于是乎，人才市场供大于求的现象出现了。具体来看，1999年是大学扩招的开始之年，到2003年，第一次扩招后的首批大学毕业生走出校门，使得当年全国大学生毕业人数陡增至为212万人，之后每年应届毕业生的数量都呈现迅速增长趋势：200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达280万人，2005年338万人，2006年413万人，2007年495万人，2008年559万人，2009年611万人，截至2010年，我国当年应届毕业生的数量达到631万人[1]。8年间，我国大学毕业生人数增加了400多万，平均每年增加约50万。这不是一个小数字。每年我国社会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却无法以50万个单位成比例增长。而从近几年大学生就业情况来看，2001-2009年就业率最高77%，最低68%；每年毕业人数递增，由2001年115万增加到2009年611万；待业人数也由2001年34万增加到2009年196万[2]。如此庞大的人群mdash;mdash;mdash;且都是经过高等教育的培养、在经历了二十余载寒窗苦读之后，面对着无法就业的结果，从而最终导致其对现今教育抱有成见、对当前的教育丧失信心。由此而出现的“上大学无用论”也就不足为怪；2009年高考季节时，多地众多高中生纷纷放弃高考转而退学打工之现象也就可以理解了。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上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还不如早点干活挣点钱”。所以，面对这样的就业现实，众多高校也不得不将就业工作摆在了学校五年规划的重要位置、不得不将学校课程设置围绕就业工作开展。总而言之，能够保证较高的就业率已经成了当前某些高校在开门办学过程中的主要目的。由此而调整工作重心，服务重点、引导方向也成为其必然。但是，对于大学教育而言，其最终存在价值到底以什么样的标准作为衡量？若是仅以可量化的就业率作为对大学教育的评判的话是否有失偏颇呢？就业难，是现实。但大学教育又岂非仅为就业而存在？当前大学教育中某些课程专业的设置、机构的工作机制等确实影响了就业工作的顺利开展、影响了学生的就业率。但就业困境的出现毕竟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如果仅以“大学教育弊端”为由买单，似乎又是一起“冤案”。 二、理解大学 那么，就业难，从而大学真的无用？面对如此现实，我们又该持怎样之态度？其实，对于大学教育我们尚需追根溯源。“大学”渊源久远。西方大学的雏形最早出现在公元8实际左右。而早在中国西汉时代亦已出现类似于当今大学之机构mdash;mdash;mdash;太学（公元前2世纪），作为中央官学最高机构。随着官学机制的不断发展，隋朝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又出现国子监作为当时的最高教育机构。其实，不管形势如何，重要的一点是，在古代，这样的高等教育机构即已有之，并广受重视，其目的是在培养能为社会（当时是封建王朝）服务的有识之士、广聚贤人、传播知识。纵观古今中外，几千年来，教育家、学者，对各个时期的“大学”教育也都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共识是不容否认的即大学作为“知识与思想的集结之所，其汇集、传承人类文明精华的作用”均被肯定。而所谓“贬”，更多的也是针对具体的教育措施，而非教育本质。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3]这是对大学的精辟定义。关于近代中国大学，其出现则要追随至清朝中后期，随着中国“师夷长技”思潮的萌发，向西方学习之势陡然而生，模仿西制、广设自然文史等科目，建学校、改考试，逐渐建立起了近代中国的大学制度，培养了大批的有识之士。即近代中国大学之实体“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4]。 近代中国大学制度的建立，有着西方的影子，但是“骨子里”是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血液。大学建立之后，其作用日显：兴文化、汇思想、育人才、开新风，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于是，对于大学教育，众多经典、教育家又都有着精辟的论述。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说“教育者，非为以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5]。在诸类教育中，大学教育作为人之学识教育的最高阶段，其更应为“将来之教育”。《大学》一书曾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对于个人来讲，有目前需要实现之目的与可能，但更需长期来努力；“新民”即“齐家、治国、平天下”，亦体现了渐进的量变到质变的教育发展过程；“止于至善”即“达到最为完美的境界”，这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则更是要求一种长期的、恒久的发展与努力。所以，大学诚非“现在或以往之教育”。“教育着重个人的长进，更须着重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