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外国文学史课程的视角转换.docVIP

小议外国文学史课程的视角转换 一、外国文学史传统教材视角的单一性 这一意识形态，主要是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这一意识形态出发，西方文学发展的历史被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反映。较早由杨周翰主编的教材《欧美文学史》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其中“反封建”、“反帝”、“反殖民”以及“毒害”、“进步”、“平民性”、“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等术语几乎随处可见。例如：普希金的《叶甫盖尼bull;奥涅金》这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奥涅金”在欧洲的学习就被描述为“他受过资本主义文明的熏陶”，而法国诗人维尼则被认为“是一个反映了没落阶级情绪的哲理诗人。他生活在资本主义获得胜利的社会中，眼见自己所属的贵族阶级必然遭到灭亡，因此感到绝望”。由朱维之主编的、获得国家优秀教材一等奖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是随后的主要教材，１９８２年完成初稿，１９８５年出版，１９９４年出版修订本。这一教材成书于改革开放初期，减少了一些政治性评介，虽然有所修订，但是改变不大，其视角并没有本质的变化，整体上还是采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例如其对《圣经》的评介：“基督教会统治人民的lsquo;理论基础rsquo;是《圣经》hellip;hellip;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对《圣经》妄加解释，杜撰教义、信条以及种种清规戒律，宣传什么人类负有原罪hellip;hellip;人民无从读经，只能听僧侣的讲解。这样，被垄断了的《圣经》就成了封建统治者压迫人民的理论根据。”应该说，这种社会历史批评模式是目前我国相关教材编写的主流模式。例如２０００年出版的由金元浦、孟昭毅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采用的也是这种模式。这种模式沿袭几十年的风格，在沿袭中虽然有所修正，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但是整体上视角较为单一，缺乏多元性。这种社会历史批评模式在其他一些文学史教材中也存在，对学生来说是比较熟悉的。笔者认为，中文专业本科学生一般已经具有较强的阅读理解能力和自学能力，他们对文学类教材的阅读也有一定的兴趣。如果教材的评介模式是学生较为熟悉的传统模式，讲课又仅仅围绕教材，不能另寻他途，那么课堂效果肯定有限，学生厌学的可能性就很高。 二、外国文学史课程的视角转换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各具特色的外国文学史教材不断出现。王忠祥和聂珍钊在２０１０年合作编写出版的《外国文学史》打破了传统教材的编写体例，对具体作家的讲解大幅度增加，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吸收增多，同时也注重阐述文艺思潮和文学理论的演变，反映了西方文学创作发展的历史。蒋承勇编写的教材《外国文学教程》较为注重文学思潮的演变。王志耕主编的《欧美文学：人的主题史》注重多元文化，强调“人”这一母题，体现出一种较为明确的视角转换意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郑克鲁主编的“面向２１世纪教材”《外国文学史》扩大了传统教材的容量，对很多重要的作家作品进行了调整，在评介方式上尽量吸收现有的研究成果，但是总体上仍旧立足于对传统教材的修正和补充。通常，我们会认为，讲授教材内容可运用一些基本方法，例如将教材内容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以及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而多媒体的使用、授课形式的变化等，应该说都是形式问题，虽然也很重要，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还在于对传统的理论视角与观念模式进行更新，用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来贯穿整个外国文学史的学习和讲解。其原因在于：首先，因为外国文学史课程内容丰富、复杂，所以从整体上去认识、理解是十分重要的。换句话说，要学好外国文学史，必须找到一根把丰富、复杂的内容联系起来的“金线”。其次，由于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研究方式多样化，对同一个研究对象可采取各种不同的研究方式，所以形成不同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有些观点可能完全不同，其原因在于研究角度不同和理论观念不同。因此，对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以及联系现实来进行课堂教学而言，如果没有一种整体的观念，那么对成果的吸收就会显得凌乱，甚至在教学上前后矛盾。没有一个统一的观念作为支撑，联系现实就可能存在极大的随意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课程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再次，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与西方的社会现实和历史存在较大的不同，所以仅仅用结合现实的办法去讲解外国文学史是较为牵强的。要在外国文学史的讲授中冲破传统教材的局限，仅仅是对局部内容进行“翻新”还远远不够，当然更不是讲授技巧或者讲授形式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体的、贯穿教材的视角转换问题。当然，转换并不意味着否定，而是意味着突破教材的局限性，用一些新的视角去看待问题，从而加深我们的理解。在教材的视角转换问题上，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就是清华大学徐葆耕教授以教学为基础而撰写的《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一书。该书虽然并不按照教材的体例编写，但是读来赏心悦目，可以说是一本系统的文学史著作，对外国文学史教学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很多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