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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官营陶瓷业的管理 明清御窑厂每当入窑焙烧之时，“每夜厂官新临窑边巡督编立更夫并民快各五名，分定更筹，递相巡警，以察勤惰。”工师及监工根据工匠的生产数量和业绩给予记分，称为“计功”。官府按工匠计功的多少，发放生活费用。计功因工匠性别、年龄不同而有所差异，秦律规定：“冗隶妾二人当工一人，更隶妾四人当工一人，小隶臣妾可使者，五人当工一人。”妇女和儿童体力不如男子，故计功至少减半。但女奴因长期从事制作，为熟练工，计功时仅减半，征发的女工不够熟练，计功仅为男子的四分之一。计功因季节不同也有差异，秦规定冬日每作三天，只抵夏季两天，同时影响计功变量还有技术因素。隋唐仍是“凡居作各有课程”，“功有长短，役有轻重”。唐规定“凡计功程者，夏三月与秋七月为长功，冬三月与春正月为短功，春之二月、三月，秋之八月、九月为中功”，根据季节的长短，划分为长功、中功、短功，其功值各不相同，这种长短功制度是对汉制度的完善，并为后来的赵宋王朝所沿袭使用。同时唐计功除仍有性别、年龄的差异外，更注重工匠的技术差异。元代仍是“以考其程度而给之食”，由提调官计点功课。明朝时计功多采用计件制，洪武时规定各工匠凭自己作功的数量领取相应的生活费。清对工匠的产品进行严格挑选，依据其产品质量奖惩，“至开窑时器皿完美，厚赏旌劳，倘有不堪，量其轻重惩戒。” 贯穿始终的“物勒工名”管理模式 为考察工匠的勤惰，核查工匠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各代都规定每个工匠要在自己的产品上刻上名字或其他记号，作为监工对其产品的质量和数量进行考核的依据，同时可对产品进行质量跟踪，工师可对工匠产品质量反馈，确定其生产技术或质量。《礼记bull;月令篇》：“工师效功，陈祭器，案度程hellip;hellip;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物勒工名”是官营手工业的常用管理方式，陶瓷业也是如此。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制度不断得到健全、完善，至明清时期变得非常严密，也十分繁琐。 １９８３年在江西鹰潭角山发掘的商代窑址，出土大批陶瓷器具及制陶工具，还在不少工具及器皿上发现刻划符号或文字计１５００余个。东周至汉时这一管理方式已相当成熟。首先“勒名”的方式由刻划变为戳印，之前采用锐器刻划，现制成陶文印模，在胎体将干未干之时印在器皿上，使标识更加规范，同时提高了效率，也使广大目不识丁的工匠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不会书写的问题。其次“勒名”的内容有所增加，不仅包括工匠姓名，还包括工匠所在的管理部门、工匠籍贯、产地等，以便于找到产品的制作者及其管理人员。这一时期的陶文发现很多，周王室及各诸侯国遗址均有出土。不仅标识于陶容器上，也大量出现在建筑陶构件上。秦朝陶器铭文发现最多，主要在都城咸阳和兵马俑坑等地出土，有陶器、建筑构件、兵马俑等，尤以建筑构件最多，格式或官署加工匠名，官署多简称，有左右司、都、北司、大、匠等，如工匠是从各地征发而来，则铭印工匠所居的乡里或籍贯。如秦都咸阳遗址发现的陶文“咸阳隧更”、“咸阳成申”、“咸邑如顷”等。这些砖瓦之所以有官署和工匠名，是因为秦律规定工程必须有一年的保质期。这些官署和工匠名就为责任追查提供直接依据。 汉代官营制陶作坊的“勒名”管理远不如铜器、漆器严格，因为建筑制陶作坊往往设在建筑工地附近，使用者对陶建筑构件作坊相当了解，不必刻于器物，只要标出工匠名则可。同时当时陶器仍作为较低级用品或用作冥器，其质量的好坏，出窑时即可一清二楚。唐时规定“凡营军器，皆镌题年月及工人姓名，辨其名物而阅其虚实”。唐制陶业“物勒工名”的现象非常普遍，考古发掘的许多条砖上面印有工匠手印，这些手印是工匠对产品加上的一种不可篡改的标识，是对“物勒工名”制度的完善和补充，说明唐代官府制陶坊管理日益完善和严密。 宋代同样沿袭唐的这一制度，司马光云：“其百工在官者，亦当择人而监之。以功致为上，华靡为下，物勒工名，谨考其良苦而诛赏之。取其用，不取其数，则器用无不精矣。”元朝在承袭这一制度的同时，所记内容稍变复杂，故宫收藏的三彩龙莲纹香炉，上刻“至大元年汾阳琉璃待诏任塘城造”，山西平遥县东泉镇百福寺发现的琉璃宝顶上刻“介休县张元村琉璃待诏张琳男仲祥，延?三年六月造”。其上有生产时间、工场和主持官吏等内容。明朝则变得更为复杂，官营作坊生产的建筑材料上印有府县、主持造砖官吏和工匠及甲头姓名、生产时间等，并且越往后越复杂。明代法律严酷，往往实行株连制，故官砖瓦上的有关人员之姓名都被列上，这些都反映出封建国家对作坊管理的日趋严密，制瓷业官营作坊生产的御用瓷器没有勒工匠之名，而是书帝王年号，但其内部管理实际上仍采取这一管理方法。作坊内对每个匠师都有序号，“次早照号点名入席，行若鱼贯，列若雁序，坐定匠师。”“画完坯，用在官回青，当堂各画样品一件，书名。”出窑后依其样器核对各工匠所作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