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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作为文化政治项目的缺陷 作者：于德英 单位：鲁东大学外国语学院 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迅猛的发展。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和评价该学科中的重要概念和术语。异化和归化之争是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的一个热门话题。翻译类权威刊物《中国翻译》仅在2002mdash;2003就刊发关于异化、归化的文章十多篇。译界学人主要围绕如下几个问题展开讨论:(1)异化、归化之争是不是中国翻译史上直译、意译之争的延续?[1],[2](2)哪一种策略更加适合中国文学翻译,异化还是归化?[3],[4],[5]然而,运用西方的异化/归化论来解释中国翻译现象的论述方式引起了一些学者思考。刘艳丽、杨自俭[1]针对异化/归化中外文渊源不明、界定不严等问题,进行了论证。葛校琴[6]指出国内外的异化归化之争实际上存在研究错位的问题,即国内的争论主要停留在传统翻译研究的语言论范畴,而国外的异化、归化讨论多从后殖民视域出发。她提醒国内论者应结合具体的社会情境,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而不是一味跟风。因此有必要考察异化论的理论渊源和产生的语境,分析其内涵,梳理其得失。 韦努蒂的异化观深受施莱尔马赫1813年《论不同的翻译方法》一文的启发。在该文中,这位德国著名的哲学家、翻译家,提出“只有两种翻译方法”,“一种是译者尽可能使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7]149施莱尔马赫明确表明他倡导第一种方法。在他看来,“译者只能尽量勤勉地追随一方,要么是作者要么是读者,如果二者兼而跟随,就会造成不好的结果,甚至会使作者和读者永不相遇”。[7]149“引导读者接近作者”是为了实现施莱尔马赫丰富德语和构建民族文化的旨意。这样的选择看起来合情合理,不过细细推敲,就会发现施莱尔马赫的悖论之处。既然“只有通过与外来事物进行多方面的接触,德语才能朝气蓬勃地成长、全力发展自我”,[7]149那么“引导读者接近作者”的翻译方法表明译者对外来事物的尊重和对文化他者的包容。选择这种方法意味着译者承认外国文化比目的语文化在某些方面优越,或者对目的语文化有益。因此,“引导读者接近作者”的翻译方法就很有可能重构外国文化的真实情形。把外国文化描绘得越真实,目的语文化就会从中吸纳更多养分。 另一方面,“引导读者接近作者”又暴露了施莱尔马赫的沙文主义情结,使他对异国文化的尊重成为空谈。他宣称,“我们国家要在语言中容纳所有外国艺术和知识的宝藏,加上在这些领域中本国的成就,就可以形成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整体,即成为欧洲的中心。”[7]149这样,对外国文化的尊重就演变成从中攫取更多的异质成分来滋补本国的语言文化,其目的在于使后者超越前者从而占据欧洲甚至世界的中心地位。不过,我们不免要问:假如德国语言文化真的成为了欧洲文化的中心,那么德国译者在把外文翻译成德语时又该采用哪种方法呢?对于这个问题,以色列文化学者伊塔马bull;埃文mdash;佐哈尔试图作出回答。他在《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翻译文学在以下三种情形中可能占据中心位置:(a)文学多元系统尚未确立,文学还处在稚嫩中;(b)文学多元系统在大的多元系统中处于边缘或者处于弱势;(c)文学多元系统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8]193-194在以上情形中,译者会选择充分性翻译,即违反本土规范,而不是在本土形式库中寻找现成的模式。[8]196在充分性翻译中,译者会尽可能地再现原文主要的文本关系和原文的异质成分。 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译者主要是为外来文本寻找最现成的二级模式,其结果往往是产生非充分性的翻译”。[8]197埃文mdash;佐哈尔的观点有助于推进翻译文学在目的语文化中的研究,并引导翻译研究走向描述性的、译文导向的路向。遗憾的是,佐哈尔的多元系统论从某种程度上说只是“革新的观念慢慢变成流行文学僵化形式的一部分”。[9]122在佐哈尔看来,无论是拟译文本还是翻译策略的选择都取决于翻译文学在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当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占据中心位置时,译者便会选择充分性的翻译;而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非充分性的翻译便成为可能。这似乎简化了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种种因素,如译者主体性、社会文化因素等等。 不言而喻,施莱尔马赫的“使作者安居不动”、“使读者安居不动”的方法分别与佐哈尔的充分性翻译、非充分性翻译相近。通过“引导读者接近作者”,译者会尽量再现原文的异质成分和差异性,从而产生充分性翻译。充分性的翻译一方面对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诗学和文化价值观念形成挑战,另一方面也为之提供丰富的给养。 通过“引导作者接近读者”,译者会尽量与目的语文化固有的文学形式、诗学标准和观念传统保持一致。施莱尔马赫承认德语的不足,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