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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经学退出学制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经学于民初退出学制，与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的实际运作情况有很大关系。１９１２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担任首届教育总长。１月 ９日，教育部成立。１９日，启用印信。当时，教育部成立的处境极为困难，既无办公地点，也无法处理详细事务。蔡元培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商谈时，请求拨给屋舍办公，却被告知 “办公房屋，须汝自找”。蔡元培连日寻觅，均无合适地点。幸而得到时在江苏都督府内务司任职的马相伯的帮助，借用该内务司的楼房三间，方才得以成立教育部，开启印信办公。但所谓办公也只是 “例行公事亦至少，不过各省请问，加以答复而已。”开办条件虽然简陋，临时政府教育部却将新的教育方向逐渐确定下来，这与蔡元培主持下教育部的人事安排有关。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时，刚从欧洲留学回来，对于国内教育形式不免生疏，“去国多年，于近来教育情形，多所隔膜”，所以专门邀请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的蒋维乔相助，请其 “对于全部事务，无论大小，悉为计画之”。蒋维乔应允之后，即向蔡元培建言变革学制，请立符合共和政体的教育，“现在改革伊始，军事未毕，实施教育，尚未其时，不过国体变更，前清 《奏定学堂章程》，合乎帝制，不适于共和。各省已办之学校，值此新旧交替，将无所适从。宜一面先颁行通令，对旧制之抵触国体者去之，不抵触者暂仍之，以维现状。一面从速草拟新学制，为根本之改革，此乃教育部目前之责任也”。蔡元培对此建议极力称善，奠定了新的教育部拟订教育办法 “迎合共和”的大方向。并在 １９１２年 ２月发表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提出 “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宗教自由相违”，主张实行尚武、尚实、尚公、世界观及美育教育，预示着教育方针的重大调整。 用 “抵触国体”与否的标准来界定旧有教育办法，自然否定了与旧政体、旧伦理密切相关的经学课程。由于方向确定，蒋维乔呈上的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１４条及 《暂行课程标准》，很快被蔡元培采纳。并刊登于 《临时政府公报》，咨行各都督府，“民国既立，清政府之学制，有必须改革者。各省都督府或省议会鉴于学校之急当恢复，发临时学校令以便推行，具见维持学务之苦心，本部深表同情。惟是省自为令，不免互有异同，将使全国统一之教育界俄焉分裂，至为可虑。本部特拟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若干条，为各地方不难通行者，电告贵府，望即宣布施行。至于完全新学制，当征集各地方教育家意见，折衷至当，正式宣布”。１４条通令中，第 ８条即规定了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⑧清季办学过程中虽饱受新教育家指摘，却一直存而不废的经学学科，最终在民初暂行法令的规定下明文废除。据当事人回忆，暂行法令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１９２２年壬戌学制的颁布，“此区区十四条通令，革除前清学制之弊，开新学制之纪元，于全国教育停顿，办法纷歧之时，赖此通令得以维持，其影响实非浅显。hellip;hellip;以后小学、中学、师范之课程，虽与此标准略有出入，然大体相类，直至十一年采取美国式，颁布新学制，此标准始失其效力。” 按照经学在民初学校中的存续状况而言，蒋维乔的上述言语与史实大致没有偏差。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暂行通令并非出自于蔡元培的筹划。据蒋维乔声称，《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的产生，是其与一群商务印书馆同仁商定后的产物，“余乃于未进教育部前，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高梦旦、陆费逵、庄俞等计议，草定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十四条，预备到部后发表”。⑩陆费逵的回忆，验证了这一说法，“我与蒋竹庄商定一稿，即元年一月所颁之暂行办法及四条通电。其内容大体根据我三年中所研究的结果，如缩短在学年限 （中小学改为共十二年），减少授课时间，小学男女共学，废止读经等，均藉蔡先生采纳而得实行，其愉快为何如也。”因各人主观感情的不同，事实的回忆常不免依据个人立场而做出不同程度的放大或缩小，但比照两人言论，商务印书馆与民初经学退出学制无疑有着直接的关联。参与拟订这一草案的商务印书馆陆费逵、庄俞等人，大都奉行西式教育观念，晚清时已积极提倡废除学堂读经。在清季商务印书馆所出的 《教育杂志》上，陆费逵的 《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和庄俞的 《论学部之改良小学章程》，都直接提出了废除小学堂读经的主张。蒋维乔也在商务印书馆另一刊物 《东方杂志》上，撰文表达了类似观点。进一步剖析各人言论，可见近代教育转型时期商务印书馆刊物的舆论风向，藉以展现中西学碰撞与交融下的纠葛。二商务印书馆自创办之日起，与近代中国教育便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于 １９０９年刊行的 《教育杂志》，设立的初衷虽与推广教科书有关瑏瑢，但在刊物出版的过程中，因主编陆费逵主张学制改革，重心逐渐放在了研究教育与改良学务上面。围绕晚清学制的颁布、实施与改良， 《教育杂志》连续刊载了系列讨论学制的文章，希望办学者注重普及西学与西式教育观念，强调用西学办法进一步改造中学，一度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