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历史的文学记忆.docVIP

灾难历史的文学记忆 十年“文革”积聚着丰足而鲜活的苦难叙事资源,但此后的当代中国文学却始终未能孕育出多少令人震撼的苦难叙事文学文本,这不能不令人深思。究其实,我们认为,“文革”后一段时间,在当时中国特定的政治、历史、文化环境与中国作家的心态、气质等的共同作用下,对“文革”苦难历史的文学“记忆”还存在着种种局限。“文革”后,复出的作家们对“文革”苦难“伤痕”的追忆与反思成为文学的主潮,作家们开始铸就“苦难意识”。当时的中青两代历经了“文革”的作家mdash;mdash;mdash;“右派”归来作家与“上山下乡”的知青作家,利用手中的笔,记忆和抒写着“文革”苦难的哀怨与悲叹。以张贤亮、丛维熙为代表的“右派”作家群,在抚摸和哭诉“文革”苦难累累伤痕时,将苦涩的记忆转化为对政治的皈依和虔诚。他们的故事主人公虽然历经苦难,但因政治坚定,终能扬起希望的风帆。以梁晓声、孔捷生为代表的“知青”作家群,用蒸馏的理想,激情和唯美瑰丽的抒情基调,温情缅怀“文革”岁月的“苦难与风流”。我们认为,这两类有代表性的作家群,展开的是对“文革”苦难的诗化过滤,这一定程度上也减弱了对“文革”苦难深沉追问的震撼力量。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一个学者关于“lsquo;文革rsquo;过后,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昆德拉”的“疑问”。应该说,中国“文革”的苦难远比“布拉格之春”深刻,可“文革”过后,却并没有产生一部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样伟大的作品,这是为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还需要我们的作家继续努力抒写“文革”的“全面记忆”和深刻诗思。 令人欣慰的是,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的日益民主,文化环境的日益宽松和谐,一些作家开始了对“文革”的再思索,再书写。最近,作家莫言、余华们对“文革”苦难的叙写已经开始突破前述两类作家惯有的常态,开始直面“文革”苦难的深刻内涵,继《丰乳肥臀》、《活着》的探索之后,他们最近又创作出了如《生死疲劳》、《兄弟》那样充盈着悲剧体验的当代苦难叙事文学杰作。 就在同时期,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天津作家王松在叙写“文革”苦难方面的辛勤劳作也越来越引人注目。从2005年下半年起,创作风格多样、擅长现实题材,曾创作过《爹亲娘亲》、《春天不谈爱情》、《落风的街》、《红汞》等多种作品的王松,异常活跃地相继在国内各大知名刊物上发表了”文革”题材小说《眉毛》(《收获》2005年5期)、《少年与花》(《花城》2005年6期)、《幽深的夏日》(《钟山》2005年6期)、《浮bull;游》(《作家》2005年6期,长篇夏季号)和《梅生》(《山花》2006年2期)等系列作品。在这一系列集束式推出的小说中,王松另辟蹊径去抒写“文革”苦难,建构自己独特的苦难叙事文本。 与莫言、余华一样,王松执著于直面“文革”苦难的不懈思索,用凝重细腻、客观深沉的笔触抒写着“文革”的苦难。在王松的笔下,“文革”苦难已没有了为“政治”苦难献祭的哀怨,也没有为“青春”苦难缅怀的伤感,更多的是对“文革”苦难的全面深刻的审视。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中,有阴谋与死亡,恐怖与报复,委琐与异化,欺诈与变态。在制造“苦难”的历史风潮中,既有知识分子受虐变形的苦难,也有普通工人之间因果报复的苦难;既有人与人之间的苦难,也有人与动物之间的苦难;既有成人世界的苦难,也有儿童世界的苦难。因此,虽不能说王松近期的这一系列“文革”题材小说实现了中国当代苦难叙事文学的新突破,但我们认为,王松对苦难叙事文学真诚探索的意义值得我们珍视。他的《幽深的夏日》、《少年与花》、《梅生》一组系列小说,主题相同,都是对“文革”苦难的文学“记忆”;情节相近,都是一个个“文革”时代因果报应的苦难故事。但由于叙述的角度略有不同,阅读的感受也不尽相同。《幽深的夏日》中,数学家康泗清,积极投身“文革”运动,为了保全自己,揭发同门师兄易大伟,使其下放劳动,备受折磨,奄奄一息。而易大伟的女儿易兰为了报复,又将康泗清的儿子灌醉骗到湖边,致其失足溺死。康泗清在制造别人苦难的同时,也饱尝了老年丧子的“苦难”;易兰在忍受家破父病的苦难,却又将忍受自己走向灭亡的苦难。《少年与花》展开的是“文革”苦难对无知、纯朴少年的戕害。少年丁光原本贫穷善良,却备受生活的折磨。母亲是欧医生单位的司机,被他指派去送危险化学药品途中因爆炸身亡,残疾的父亲只得上门为欧医生一家擦地板以维持生计,丁光自己也被医生儿子无端夺去演出机会并长期遭受后者的殴打,受尽折磨。“文革”运动开始后,丁光摇身一变,咸鱼翻身,小小年纪被栽培成造反派中的超级打手,用自创的高高跳起三击“犯人”耳光的奇特方式,一一报复殴打了欧医生一家人,最终将欧医生的老父亲用自制的化学药品炸药(正是他母亲运送出事故后剩下的)吓死。这里,作家用令人震撼的笔触描绘出一个少年的蜕变过程及由此带来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