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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图书馆本体性危险 20世纪中后期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向后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以图书馆为主要叙述对象或故事发生背景的后现代小说。这批小说从图书馆这样一个特定的视角叙写人世百态，立足于批判立场，解构后现代处境下摇摇欲坠的现代性权威，同时也对图书馆这个现代文明的标志性设施进行戏仿、反讽，从而表达出后现代作家对文明转型时期图书馆的尴尬境遇的嘲讽、反思及其特立独行的图书馆重构设想。博尔赫斯（JorgesLuisBorges）的《通天塔图书馆》（1941年）、戴卫bull;洛奇（DavidLodge）的《大英博物馆在倒塌》（1965年）、理查德bull;布罗提根（RichardBrautigan）的《堕胎》（1971年）是这批小说的突出代表。 将上述3部小说聚合到图书馆话题的视阈下就会发现，它们参与了一个基于共同命题的连续思考，即对后现代语境下图书馆的危机叙述及重构设想。《通天塔图书馆》以诙谐、调侃的笔调勾勒了一幅在符号狂欢下的知识迷乱景象，彰显出一个与宇宙同体、遮蔽人生、导向虚无的荒诞图书馆意象，传达的是图书馆的本体性危机。《大英博物馆在倒塌》则以一个图书馆使用者的个体生命的困境为切入点，体察性的冲动、宗教戒律与书斋制度的相互纠结，主人公窘迫处境的现实性生成与荒诞性化解构成了一个极富张力的阐释空间，在书名的导引下将阅读指向大英博物馆的价值性危机。与前两者比较，《堕胎》的蕴涵相对单纯，塑造了一个特立独行的“未刊本”图书馆意象，直指现代性图书馆的制度性危机。尤堪玩味的是，布罗提根的这个异想天开的图书馆设计竟然很快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社会中生根开花，深刻地验证了后现代文学中的图书馆危机叙述并非文学的虚妄，也决非虚构空间的纸上谈兵。 从本体性的虚无与迷乱到价值性的荒诞与倒塌，再及制度性的批判与重构，3位作家围绕图书馆这个主题完成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后现代转型时期图书馆的危机叙事。认真研读这类小说，对于我们思考后现代语境下图书馆的本体再认识、价值转型与制度完善具有重要的启示。 1博尔赫斯：文字、图书及图书馆的本体性追问 博尔赫斯是一位有强烈本体关怀的学者、诗人，他曾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他的诗歌《天赐的诗》（1955年）以及短篇小说《通天塔图书馆》（1941年）、《神的文字》（1949年）和《沙之书》（1970年）对文字、图书、图书馆进行了饱含哲思的诗性叙述。博尔赫斯以诗人的心、哲人的思想和语言学家的独特视角体验、拷问并解析着文字与图书、图书与图书馆、图书馆与人之间的神秘关联，同时将这一切容纳于他的后现代知识情境，是对图书馆本体的天才性勘探。 1.1《神的文字》：“我在说话”与“话在说我” 《神的文字》叙述了一个囚徒的冥想，这个冥想有关文字与解放。文章的主人公是一个被西班牙人囚禁于石牢的印第安土著巫师，他叫齐那坎，连同他一起被囚禁的还有属于他民族历史和自然的美洲豹。黑暗的囚室中他回忆起石头、树、星辰、山河与帝国的纹理和形式，他坚信那都是“神的话语”。“神预见到天地终极时将会发生许多灾难和毁灭，于是他在混沌初开的第一天写下一句能够防止不幸的有魔力的句子。他之所以写下来是为了让它流传到最遥远的后代，不至泯灭”[1]172-176。“在神的语言里，任何一个词都阐述了一串无穷的事实”[1]172-176，“神说出的任何词不能次于宇宙，少于时间的总和。这个词等于一切语言和语言包含的一切，人们狂妄而又贫乏的词，诸如整体、世界、宇宙等等都是这个词的影子或表象”[1]172-176。“那是一个由十四组偶然（看来偶然）的字凑成的口诀，我只要大声念出口诀就无所不能。我只要念出来就能摧毁这座石牢，让白天进入我的黑夜，我就能返老还童，长生不死，就能让老虎撕碎阿尔瓦拉多，就能用圣刀刺进西班牙人的胸膛，重建金字塔，重建帝国。四十个字母，十四组字，我，齐那坎，就能统治莫克特苏马统治过的国度”[1]172-176。对文字的终极性探询使他成为一个“见过宇宙、见过宇宙鲜明意图的人”[1]172-176，却同时又使他成为一个丧失自我的人。“我知道我永远念不出这些字，因为我记不起齐那坎了”[1]172-176。文字神奇般的魔力刹那间被消解了，他只能再次成为囚徒，成为历史磨难的殉道者，“躺在暗地里，让岁月把我忘记”[1]172-176。拨开《神的文字》玄妙叙述的迷雾，透彻地呈现出博尔赫斯对文字的两点认识，一是文字阐述了包孕“无穷事实”的宇宙，可以彰显宇宙的真谛和“鲜明意图”，因此文字是“神的文字”；二是人在借助文字阐述宇宙的同时又被文字阐述，也就是说，人在凭借文字说话的同时又被话说，“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2]。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卓越代表阿尔蒂尔bull;兰波的这句话可作为博尔赫斯文字观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