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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女性观下对菊花的解读 约翰﹒斯坦贝克(JohnSteinbeck,1902~1968)作为20世纪蜚声美国文坛的作家和196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生为美国及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声誉主要与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中、长篇小说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4次作为欧bull;亨利短篇小说奖的得主，斯坦贝克的短篇小说亦出类拔萃，收录在《长谷》中的短篇小说《菊花》就是这样的典范之作。斯坦贝克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在萨林纳斯山谷的生活经历以及后来和海洋生物学家mdash;mdash;mdash;爱德华bull;里基茨的交往使他对自然环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并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其作品中常见对大自然充满生命力的描绘，表达了斯坦贝克对自然的热爱和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因此，许多评论家说他“既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又是一个环境论者”[1]。同时，他具有强烈的性别意识，斯坦贝克凭着他对女性的敏感，在《菊花》中，细致地刻画了伊莉莎这个角色。在《菊花》中，斯坦贝克笔下的自然和女性有着复杂而紧密的联系，女主人公伊莉莎把大自然作为潜意识活动的平台，用爱来呵护自然，同时自然也为伊莉莎提供追求女性自我意识的原动力，她们之间有一种和谐的生命共感。然而，在父权制社会中，她们又不可避免地承受着悲剧性的命运。 一、生态女性主义述评 生态女性主义是女权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其主要观点是:“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2]在西方的指涉系统中，女性同自然俱属弱势的集合概念，而且相互指代和象征。女性身体成为自然土地的意象，自然也被赋予女性的特质mdash;mdash;mdash;都是男性“播种”的被动接受者。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人类”暗指男性。基于以上事实，生态女性主义指出：“人类中心主义实质乃是男性中心主义，是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超出人类社会在整体生态范畴的衍化。”[3]痛感于现今的生态危机和女性的边缘化，“生态女性主义者力图颠覆压迫性的男权中心主义，并提出了一系列革命性理念。他们反对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大力宣扬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所在。”[4]同时，“生态女性主义为我们描述了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这个当前社会的异质空间尊重差异，强调相互依存，以生态系统（包括人类社会）的维护而非发展为终极目的。显而易见，拥有浓重群体意识的生态女性主义是向女性美学的复归，它彻底否定男性个人主义，倡导女性的lsquo;环境主义rsquo;（environmentality）。继而，女性﹑自然以及她们之间的联系不再是贬抑性的概念指代，而是理想生存模式的力量之源。”[5] 二、对《菊花》的文本解读 《菊花》自发表以来就受到批评家的好评，被誉为“斯坦贝克在艺术上最成功的小说”[6]、“世界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7]等。其情节并不复杂，讲述的是加利福尼亚萨利纳斯山谷一个农场里一对夫妇在特定的一天的生活，以及发生在女主人公伊莉莎与一位流浪补锅匠之间的故事。伊莉莎是一位能干的家庭主妇，35岁，热爱并擅长种菊花，和丈夫亨利一起过着平淡的日子。在平淡的生活中伊莉莎的内心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向往。补锅匠的来访打破了她平静的生活，也在她原本就不平静的内心世界激起了波澜。她以为终于找到了一位理解并欣赏自己的人了。于是，她把她所珍爱的寄托了她渴望和梦想的菊花交给了补锅匠，内心世界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和强大。然而，后来当她和亨利驾车去萨利纳斯时却发现菊花被抛弃在路边，花盆却被拿走了。伊莉莎失望至极，躲着亨利像个老妇人似的哭了起来。 故事的情节虽然简单，但里面刻画的人物却是丰富而又深刻的。就像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内涵时，斯坦贝克在给乔治bull;阿尔比（GeorgeAlbee）的信中提到的那样：“他（读者）不经意地读完故事后会体会到某种很深刻的东西，但却说不出是什么东西，怎样深刻。”评论家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挖掘故事中的那种深刻的东西及其原因,主要集中在女主人公形象分析和菊花象征意义解析两个方面。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分析伊莉莎和自然之间复杂而紧密的关系，揭示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中女性和自然遭受男性压迫和掠夺的悲剧，解读作者对自然和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 （一）伊莉莎与自然之间精神的耦合 “由于具有创造和养育生命的能力(像大自然那样),女性历来比男性更接近自然。女性的心灵更适合于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8]斯坦贝克在《菊花》中对伊莉莎进行刻画时，把她安置在大自然中，来探求伊莉莎和自然之间的微妙关系，试图像生态女性主义者那样“对所谓存在于女性和自然之间（在生物学和精神上）神秘的亲和关系的复原”[9]。在《菊花》中,伊莉莎与自然有一种认同感，她以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