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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问题起源与策略 作者：罗新祥 单位：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自20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日益强大，人类进一步确证了自己的本质力量和主人地位。然而，当人类沉浸于控制自然的喜悦中时，自然也进行了无情的报复: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环境污染等。人类开始由陶醉变为彷徨，由彷徨走向反思:生态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是科学技术?还是社会制度?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何在?是限制科学技术的发展?还是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制度?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力图找到一个鲜明而又科学的回答。 1自然的先在性和人类的主体性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审视和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历史，提出了很多深刻而又极具前瞻性和现代价值的思想和观点，是指导我们全面认识生态问题和正确应对生态危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们认为，自然先于人，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是人化的自然，人能够在实践的基础上能动地改造自然，实践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和桥梁，实践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一致性。 首先，自然以其先在性而成为人和社会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前提。这种先在性就是自然对人和人类社会的优先存在性。人是自然界中物质mdash;mdash;mdash;生命mdash;mdash;mdash;意识mdash;mdash;mdash;人的逻辑链条中的最高环节，但是不管人类具有多大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不管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有多强，自然都是所有这些的逻辑前提或支点。恩格斯说:“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1］。人类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靠自然界而生活，故马克思把自然界比作人类的“无机的身体”。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人是实践的存在，实践的客观现实性决定了人的客观现实性，首先就是自然性。脱离自然而能抽象存在的人只能在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那里找到藏身之所，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其次，人是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主体性存在，改造自然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体现。作为实践存在的人，不仅具有自然的存在性，还有主体能动性，是在改造自然的历史进程中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恩格斯强调:“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用自己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2］这就是说，尽管自然先于人，但人不是在自然面前消极无为的“被动”的人。恰恰相反，人是自然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存在于自然，而又以实践的方式超越自然，所以人的“思维者的精神”是地球上最高的精华和最美丽的花朵。 再次，在实践的基础上，人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实践，人可以认识自然的规律，“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人在改造客观自然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自身的主观精神世界，在不断加深对自然的认识的同时，也不断深化了对自身的审视和反思。进而实现恩格斯说的“两次提升”，不仅通过生产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而且通过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在这双轨的历史行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的同时，也实现了人与人自身的和解，最终将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的统一。 2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生态危机的加剧，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失衡乃至对立的反映，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在人与人之间出现了矛盾，即社会矛盾。生态危机的出现和加剧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如影随形。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更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农业是与自然联系最紧密的产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恶果，不只存在于农业生存之中，资本主义工业更是令人触目惊心。资本主义工业技术发展进步的直接后果是向自然大量排泄废弃物，引起空气、水源、土壤等的污染，使环境污染发展成为社会公害。马斯河谷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事件、米糠油事件等等，数不胜数。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把“资本的逻辑”推向了全球，不仅使生态危机已然在海洋，陆地，地球生物圈肆虐成灾，乃至延伸到了外层空间，太空垃圾问题逐渐成为困扰人类继续向地外进军的难题。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的关系被资本的逻辑统治，被“资本化”的人掠夺自然成为理所当然的、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为生态危机的根源，人与自然双向异化，即:作为人类的“母亲”的自然却被人类蹂躏，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却被自然威胁到生存。当前，从局部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绿色运动兴起，资本压制自然有所收敛。但从全球总体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把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态问题反而更严重化了。恩格斯说过，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对我们的直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