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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文学史观的建构 一、朱德发与“现代国家文学史观” 在近年来的现代文学史观的探讨中，朱德发的声音是较为独特和引人注目的。“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是朱德发近年研究成果的新体现。按朱德发的界定，“现代国家文学史观，主要指在现代民族国家发生的所有文学现象、生成的所有文学形态、出现的所有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流派都是属于国家的、民族的，而不是某个阶级、某个社团和某个党派的。这一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是建立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之上的”。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概念的形成是受西方观念的影响产生的。晚清以来，一大批留洋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在感受西方先进制度文化的基础上接受了国家并不是建立在单个民族基础上的理念，以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主权的确立作为现代国家形成的判别标志。由此，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才逐步被认可。现代意义上国家观念的形成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反映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就是确立了不同民族的创作都是现代中国文学的重要构成者，都应得到同样的重视和尊重。这里所言的尊重不是空洞的，而是不同民族文学的创作特征和其背后的独特文化形态都应得到同样的尊重。同样，发生在现代中国时期的不同文学形态也应得到同样的重视。这其间不仅是古语体创作、旧体诗词创作应该受到文学史书写者的注意，在特殊时期产生的不同文学阵营内的优秀作品同样应该得到重视。在现代中国时期，由于艺术主张的不同，不少优秀的作家作品曾长期处于被埋没状态，有些时至今日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发现，“闲适作家”“性灵派”等曾被我们摈弃的作家作品，艺术上的独特性和成就并不亚于我们耳熟能详的左翼作家，只是由于特殊的原因导致他们渐渐被我们淡忘。文学史固然是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塑型的产物，但其本身并不直接就是政治斗争史。在此情形下，朱德发“现代国家文学史观”的主张就显得较为突出了。“从特定意义上说，现代中国文学就是现代中华民族文学，它不分新与旧、左与右、雅与俗、多与少，只要是隶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都应纳入国家文化宝库。所以，现代国家文学史观至少有两个功能特点：它把从晚清（国家现代化开始）到今天的所有文学都引进研究主体视野，上与古代中国文学对接，下随国家现代化的步伐延伸，即lsquo;上可封顶下不封底rsquo;，可以系统地完整地动态地考察和梳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流变，这就避开了上述文学史观在时空上的局限，此其一；从横向说它对现代国家所拥有的一切文学都一视同仁，平等相待，尽管在统一的价值坐标上不同形态文学的思想意义和审美价值有高低之分，而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文学形态与其他形态文学之间的关系却是平等的，价值标准和评判态度也是公正公平的，这就消解了民族的、阶级的、党派的观念在文学评价上所残留的偏见，此其二。” 就这些论述而言，我们发现“现代国家文学史观”有意识地打破了现代文学“新”与“旧”、“古”与“今”、“雅”与“俗”以及流派思潮之间的界限，将它们都纳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关注视野，不仅注意到了“纵向的历史”还注意到了“横向的历史”，突出了不同史实间的联系和关系，无疑是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观念中很难出现的。事实上，只有在史的编写研究中更多地注意到复杂多样的史料，拨开政治的偏见与愚见，突出史实间的联系和关系，才可能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从而客观地书写出动态的历史来。从这个意义上看，朱德发“现代中国文学史观”的提出经得起推敲，对以往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是一次大的提升。需要指出的是，朱德发“现代国家文学史观”的提出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存在，尽管在理论的开拓度上体现出了较强的创新性，但开拓创新的同时意味着进行的是前人很少涉及的工作。这样，理论中需要完善的地方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现代中国文学史观”在操作性层面存在问题。如果说以现代国家作为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基础，那么这一构想无疑是宏大和具有较强包容力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即我们以何来统一这么多的文学类型，如何界定它们价值的高低，这其间包括“雅俗”“新旧”“中原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等的定位和评价问题。由于创作形态的不同，白话文学和古语体文学创作的追求有所不同，其内涵的精神、理念以及情怀也必然有一定的差异。同样，不同文化孕育出的不同民族文学的取向和追求之间的差别也是迥然不同的。如果采用现有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那显然是行不通的，但新的评价体系和标准又要为各个形态、各种类型的文学所接受，一时之间也很难寻觅得到。所以，尽管“现代中国文学史观”的构想是有较大的史学价值和史学意义，但真正要付诸实践，无疑面临着诸多必须解决的难题。 二、黄修己的新探索 早在１９９５年，黄修己就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尤其是治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的研究者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黄修己的治史观念在新世纪有所深化。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新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