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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话文学史历史演变 本文作者：翟月琴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胡适的白话文学思想，作为他整个学术思想史上一条重要的研究线索，也成为胡适研究中无法规避的核心内容。他的《白话文学史》出版于1928年，这部著作致力于“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嬗变，从正统的古文传统中剥离出一条属于白话文学自身的脉络，从而在文学内部为白话文学发展在“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了一鞭。”[1]6。《白话文学史》出版以来，可以说从上世纪20年代起至今从未间断地处于开放性的阐释空间中，作为胡适先生重要的文学研究著作，足见作品本身在研究过程中所具有的张力。笔者将《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历史划分为4个阶段：1949年以前（杂音交织中的白话文学观念论争），1949年至文革结束（官方话语规训下的“形式主义”批判），1979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启蒙思潮下的文学史反思），以及20世纪90年代至今（百态横生的跨学科交叉渗透研究）①。试图从这条历时性的垂直脉络中，围绕时间轴线展开论述，从不同的历史阶段挖掘《白话文学史》背后所辐射出的时代痕迹和研究观点的演变。 一、1949年以前：杂音交织中的白话文学观念论争 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认为，白话文学“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其中有3层意思，其一，“戏台上说白的lsquo;白rsquo;，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其二“，清白的lsquo;白rsquo;，就是不加粉饰的话”；其三，“明白的lsquo;白rsquo;，就是明白晓畅的话”[1]13。而与之相对的是“死文学”。针对这一观念，激荡起了不同立场学者之间的争论，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张荫麟以笔名素痴发表的《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大公报bull;文学副刊》1928年12月3日，第48期)。作者比较客观地评价了《白话文学史》，认为这部著作在方法上为我国文学史著作开了一条新路径，开拓了包括佛教翻译文学在内的新思路，还增加了一些新考证的内容。文章对《白话文学史》中所涉及的考证问题（诸如《孔雀东南飞》的创作时间等）、定义标准、实用主义的评判原则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剖析，认为，“以语体之文法及词句为主之文字为白话文。反之，以古书中之文法及词句为主之文字，为文言文”，因此，“文言文别于语体之文或称古文，随时吸收新材料，新生力。而未尝僵死。”这篇文章颇具综合性和客观性，在剖析《白话文学史》时能够超越个人化的立场。随后，1929年5月27日的《大公报》在“文学副刊”中刊载了一篇作者不详的《胡适白话文学史之批评》，就《白话文学史》所呈现的14种问题逐一进行了批评，其中包括材料以偏概全，概念区分界限模糊，言文无法统一以及诸多细节问题，而核心仍在于对胡适白话文学史观念的质疑，竭力凸显《白话文学史》中的缺陷。 1932年，朱光潜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替诗的音律辩护mdash;mdash;mdash;读胡适的〈白话文学史〉》①一文，认为胡适在定义白话文学史时，其聚焦的文学作品过于局限，以至于忽略了大量的优秀文本。朱光潜的立足点，无疑在一步步地扩展“活文学”的疆域，无论是音律，还是音律所指向的生命与情思，都从新的视角为文学的内涵提供了参照。1933年王哲甫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也认为，白话文不一定都是活文学，“因为白话文固然是新文学达意表情的工具，但必须有优美的思想、内容、想象为它的内容，方可为美妙的作品。”[2]另外，周作人在《新文学源流》中凸显了思想与情感在文学中的重要性，他提到，“我认为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3]他还主张“，要想将我们的思想感情，尽可能地多写出来，最好的办法是如胡适之先生所说的：lsquo;话怎么说，就怎么写rsquo;，必如此，才可以lsquo;不拘格套rsquo;，才可以lsquo;独抒性灵rsquo;。”[3]这股来自新文化内部的声音，试图为“死文学”所辐射的文本寻求生命空间，情感、音律等文学因素在“活文学”的范畴内逐渐膨胀，这就在更广泛的意义层面上拓展了胡适白话文学观念的外延。 笔者认为，只有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才能更深入地洞悉时代的脉搏，把握颇具影响意义的个案在时代运动中所占据的位置。1931年6月，王礼锡在其创办的《读书杂志》第1卷第3期上，开设了“胡适之批判”的专栏，已经涉及到了文学史研究。他认为，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并非中国文学史，不是平民文学史，并非白话文学史，它“仅仅是五四时代白话文体运动的一部宣传品而已；这部宣传品虽然并不如何精彩，却曾在一时建立无上的权威，总是一部有过历史价值的东西”[4]。与之相类似的评论性文章中大多也都略有提及，只是并没有深入展开分析。他们在为自己的学术观点正名时，却忽视了胡适思想的连贯性，而片面地将胡适的白话文学观念判断为一种工具论意义上的革命。这也为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