薇拉凯瑟的生态伦理观.docVIP

薇拉凯瑟的生态伦理观 薇拉bull;凯瑟1873年生于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十岁时全家移居至内布拉斯加州。相比于在弗吉尼亚州的模糊记忆，内布拉斯加州这一刚刚开垦的西部处女地与她结下了不解之缘，直至1896年移居匹兹堡。十多年的西部生活为她的创作生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她的早期作品都反映出童年时代的西部生活对她的深远影响。而在晚期作品《华年》中，凯瑟笔下的西部不仅仅是拓荒生活的写照，还是对内布拉斯加州的深深怀念，这片故土上所承载的是她对草原上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回忆，是她脑海中追寻已久的寄寓了其生活理想的一片精神家园。它代表着一个已经远去的理想时代，是对某种逝去的文化价值的怀念与追寻，也是凯瑟渴望回归自然拥抱大地这一生态思想的集中体现。 1.《华年》中的生态思想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理论范式，其思想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初步形成。生态批评集中“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1］主张重新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随着生态批评的勃兴，生态学的理念也被广泛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回归自然成为众多文学作品中一种普遍的伦理要求。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对于自然之绝对存在的本能性的信仰，属于感性和未开化的知性的范围。从这种观点来看，人与自然血肉相连”。［2］而生态批评旨在探寻研究文学文本中的生态哲思，关注人类之间的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和谐格局”。［3］凯瑟作于晚年的《华年》透出一种对西部强烈的怀旧情结。凯瑟所经历的时代见证了美国历史从落后的农业国到先进的工业国的巨大变化。伴随着经济飞速发展而来的是道德标准的败坏和精神面貌的崩溃。在物欲横流灵魂空虚的现代社会，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这一变化在凯瑟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在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时代大背景下，现代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巨大反差使她的灵魂在混沌现实之间表现出多重的张力。对现实的失望和无所适从的失落感使她深切怀念荒凉落后但世风纯朴的故乡。故乡此时成为一种补偿价值而成为她的精神支柱。但是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都已经没有真正的家园可回归。于是怀旧成为她诉求的出口，她只有在创作中精神还乡，重温她的内布拉斯加州西部之梦。 2.诗意地栖居：人与自然的契合 海德格尔指出：诗意创造使居住成为居住。［4］西部简单的生活方式、纯朴的人际关系和个人的生命感悟造就了凯瑟笔下西部乡土的诗意性，体现出一种与现代文明迥异的追求“天人合一”的生存境界。小说中表现的对自然美景的迷恋隐约流露出一种诗意，而在这诗意田园中的人情事都传达出与乡村和谐统一的纯真的人性和淳朴的人情。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情愫体现出理想精神家园中人心灵中的仁爱、纯洁的信念。而这一信念都建立在美好的自然风光中。“大地平坦如砥，直伸到视线的尽头。地平线望去浑圆无迹，在她宽广的怀抱里，这儿是玉米地，还是湛青碧绿，那边黄色的是刚收完的麦地，露着麦茬，也是好多英里连绵不绝，还有牧场，白脸儿的奶牛日子过得别提有多惬意。”［4］《华年》中自然美与人性美交相呼应。如此自然美景造就了奈特莉小姐这样善解人意、人见人爱的女士。这位迈科艾本县的督学热爱自然，最喜赶着马车出门，沿途欣赏内布拉斯加州美丽的原野风光，她对自然的感受极为真实微妙，以一种艺术化的审美观照，关照自然同时也关照自我。她和蔼可亲，在人际关系中充满了人情味。乖巧可人的莱斯利为了早点工作而谎报年龄，以申请教师资格补贴家里，奈特莉小姐虽知道实情，但考虑到莱斯利的优秀表现，仍决定帮其保守秘密。她在视察学校时得知莱斯利久未归家，思家心切，于是决定临时改变行程送她回家探望父母兄弟。在回家的途中她们看到“下午的太阳已经转到了她们的身后，朝牧场和收获完毕，正在静静休息的农田投去美妙的光辉，黄得那么浓艳，其实已经转成了橙色”。［4］这种对景色的描写不仅是对自然之美的赞颂，而且是对人性之美的讴歌。人物情感外化于静美的自然风光中，与大自然两相契合。这种人的自然化与自然人格化的交融在小说中达到了最高的美学境界。而那座阁楼在精神上为孩子们提供了一片回复自然人性的天地。在冬夜里他们躺在阁楼的床上听寒风呼啸，看月光透过瓦缝，感受雪花与他们的亲密接触。“每个孩子在心里都有自己的奇幻梦想hellip;hellip;都拥有一份属于个人的东西”。［4］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奇妙感觉。在这里他们和自然融为一体，在自然的广阔胸怀中寻找自己深藏于内心的生命意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营造出一种可供疲惫的灵魂栖居的温暖人性的梦幻氛围。而淳朴的乡情，人性的至善至美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为了学生的安全，离学校最近的邻居福特bull;罗伯森冒着风雪，马不停蹄把孩子们全接到家里，而罗伯森太太“差不多把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拿来做晚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