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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
论当代文学史的历史认识
回顾“十七年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建构历程,会发现其在整体叙述中呈现出“被压抑mdash;mdash;mdash;被激活mdash;mdash;mdash;被固化”的历史过程。隐身于这种进程背后的,是人们对于“十七年文学”整体思考和细部开掘的深入,更是人们历史思维的悄然变化。如果轻易地将“十七年文学”表面的繁荣与“整体文学”或“文化研究”的当下语境相挂钩,就无法对“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化”做出任何有益的认识。因此,应当从“认识论”的角度勾勒“十七年文学”整体评价的历史嬗变,具体考察在不同的历史语境和历史思维下研究主体对“十七年文学”的历史认识。“十七年文学”的最初叙述开始于“十七年”期间,但真正的“十七年文学”历史化进程实际上开始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十七年文学”作为当代文学的研究范畴,在1980年代的历史语境中是被放置在“现代文学”与“八十年代文学”的对立面上加以叙述的。“文化大革命”之后,知识界与主流意识形态高度一致的“共谋”,建立起了强大的历史预设。这一历史预设的主要手段就是不断通过对“历史叙述”的控制,将历史当事人的历史记忆纳入到统一的意义体系和阐释结构中来。因此,在这一阶段内,研究主体对“十七年文学”不再是“现场批判”式的叙述,那些从历史现场走出的人,开始纷纷调整自己的历史思维。无数的历史碎片被重新整合和建构,“十七年文学”此时被建构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从而完成了它的整体性并被确立了“历史本质”。在1980年代初出版的几部影响较大的文学史著中,普遍将“十七年文学”看作是思想僵化时代个人崇拜和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在“人道主义”旗帜和审美本质论的思维下,“十七年”变成了非人性和非文学的年代。在这一阶段,现代文学的“历史化”基本完成,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谱系”以及对历史本质的设定,都为当代文学寻求学科的独立性和建构自洽的知识体系带来了阻碍与焦虑。“新启蒙”所仰仗的“人的主体性”和“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思维起点,过于武断地申言了“五四文学”和“八十年代文学”的“正确性”,而刻意将“十七年文学”置于单一的政治语境中,于是“十七年文学”的“错误性”就成为不证自明的定论。此时的“十七年文学”实际上成了“文学史的十七年文学”,在带有强烈偏见的历史思维下,那些能够被人们记忆、阅读、推理、想象、表现的“十七年文学”,都是一种历史的叙述而非历史本身。我们知道,历史哲学实际上为具体历史经验的表述提供的是叙述的形式,然而,这种形式最终决定着研究主体要挑选怎样的原始经验,并如何将其带进历史思维。显然,这一阶段的“十七年文学”研究,由于“新启蒙”的历史预设取得了高度的合法性,不得不压制了“十七年文学”的复杂性、多样性与独异性,而力求采取最符合此时历史语境的叙述方式并选择最有利于自身历史思维的原始经验。然而,当我们今天从历史认识的角度看待此时“十七年文学”的文学史叙述时,并不应该对这种“颠倒”的历史有过多的指摘,因为所有的历史研究都无法真正抵达历史的实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并非经验的原貌,而是一种经验的构造,一种借助思维由经验编织而成的“实在”。正确的姿态应当是努力寻求不同的历史经验中那些对历史发展有益的更为合理的构造,而这一合理性的前提是尊重经验与意义体系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进入到1990年代,由于后现代语境逐渐产生并进入到文学研究的观念和实践层面,一元的“历史本质论”和现代文学的“正史”身份不断遭到质疑及挑战。海登bull;怀特的“新历史主义”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谱系学”对传统的史学观念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重新整理历史成为许多研究者试图突破1980年代“十七年文学”研究单一化、片面化的努力方向。因而,在1990年代,当中国现代文学向纵深方向开拓并取得长足发展时,“十七年文学”由于前一阶段的历史定性,进入到研究的冷寂期。直到1990年代末“重写文学史”这样新一轮历史重释运动兴起,“十七年文学”才重新又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并成为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谁能够讲述历史,什么样的历史能够被讲述?”[1(P1)]“文学史扮演了怎样的角色”[2],这样一些面对历史认识论的深刻思考而生发的新问题,都对1980年代以来研究主体以同质化、一体化方式言说历史的状态形成了观念层面上的质疑。同时,由历史思维、主体观念的变化所带来的实践层面上的创新,虽然可以视为1990年代末至今“十七年文学”历史化的积极探索,但也呈现出方法与困境、洞见与误区并存的研究现状。
一、“重写文学史”的焦虑与“纯文学”情结。19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出版的几部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文学”所进行的历史重释,仍可看作是1980年代历史重释暧昧和隐蔽的发展与继续。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十七年文学”做出新的思考和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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